创造性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机构体，具体可以划分为创造性思维、行为、成就和人格等。而创造性思维主要包括发散思维(Divergent Thinking)和聚合思维(Convergent Thinking)两类。从创造性思维出发，联想理论认为创造性思维的本质是联想( Mednick, 1962 )。个体将看似不相关的概念、经验或信息联系起来，从而产生新的想法和创意。当我们在思考某个问题时，大脑会在记忆中搜索相关的信息，并尝试将它们以新的方式组合在一起。例如，鲁班被带齿的草割破手，联想到可以制造一种类似的工具来伐木，从而发明了锯子。联想的范围越广、越灵活，产生创造性想法的可能性就越大。有研究表明，通过训练个体的联想能力，能够显著提升其在创造性任务中的表现。 Guilford (1967) 提出的发散思维理论强调创造性思维的核心是发散思维。发散思维是指从一个目标出发，沿着各种不同的途径去思考，探求多种答案的思维方式。与发散思维相对的聚合思维，聚合思维是将各种信息聚合起来，得出一个正确答案或最好的解决方案。在创造性活动中，发散思维能够帮助个体突破常规的思维模式，产生大量独特、新颖的想法。比如，在设计一款新的手机时，设计师通过发散思维可以想出各种不同的功能、外观和交互方式。Guilford通过设计一系列的测验来测量个体的发散思维能力，如词语流畅性测验、观念流畅性测验等，这些测验为评估创造性思维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从创造性的过程出发，创造性的双通道模型(The dual pathway to creativity model)认为有两种认知路径对创造性思维具有重要作用( Nijstad et al., 2010 )。第一个是通过灵活的思维来探索许多不同的认知类别和观点，即认知灵活性；第二个是通过系统的和持续的思维，它有助于探索少数认知类别和观点，即认知持久性。根据华莱士的创造性四阶段模型( Wallas, 1926 )，创造性的思维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准备期(Preparation)、酝酿期(Incubation)、豁朗期(Illumination)和验证期(Verification)。从创造性成分出发， Sternberg & Lubart (1991) 提出的三成分模型理论认为创造性是由智力成分、知识成分和人格成分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智力成分包括元成分(如计划、监控和评价等高级认知过程)、执行成分(如实际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知识获得成分(获取新知识的能力)；知识是创造性的基础，丰富的知识储备能够为创造性思维提供更多的素材；人格成分包括冒险精神、坚持性、独立性等，这些人格特质有助于个体克服困难，坚持创造性的努力。从整体观出发， Csikszentmihalyi (1999) 提出的系统观点理论强调创造性不是个体单独的属性，而是个体、领域和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个体具有创造性的潜力和能力，领域是指包含符号规则和程序的文化系统，如科学、艺术等领域，社会文化环境则提供了对创造性成果的认可和支持。例如，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社会对艺术的高度推崇、丰富的艺术资源以及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了艺术领域的创造性大爆发。

社交媒体作为一项工具，主要是通过其信息传递得以发挥作用的。 汤胤等(2016) 以社交媒体微博为研究对象，依据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分析个体的社交媒体转发行为，并把意见领袖作为环境因素，探讨了意见领袖、个人认知的自我效能和结果期望对社交媒体转发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意见领袖和个人感知中的自我效能及期望因素会直接影响个体的社交媒体转发行为； Yoon & Tourassi (2014) 发现社会认知理论可以解释社交媒体上信息传播和人们行为的一些特点，比如能带来实际益处的话题会受到更多关注，为利用社交媒体开展健康宣传等活动提供了依据。同样地， 崔婧(2020) 以微信为研究对象，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Theory)，阐述了微信对大学生人际交往产生的积极影响，如增强人际交往效果、满足情感需求、扩大交际圈； 吴璧君(2018) 通过对大学生用户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依据新媒体环境下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探究当下短视频社交媒体“使用与满足”的适用情况。

而将社交媒体作为一个交流互动平台，有研究者提出了群体智慧理论( Sunstein, 2006 )，该理论认为社交媒体汇聚了大量用户的观点、知识和经验，形成了一种群体智慧。众多用户的信息分享和交流能够产生比个体更全面、更深入的见解和解决方案，在信息筛选、问题解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基于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投入的时间逐渐增加，依赖性程度逐渐提高，有研究者提出了媒介依赖理论( 谢新洲，2004 )，该理论认为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程度会随着其对社交媒体功能的使用和需求满足而逐渐增加。当社交媒体能够满足人们在信息获取、社交互动、娱乐等方面的需求时，用户就会越来越依赖它，将其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社交媒体作为一个信息交互平台，为用户提供了许多信息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观点和想法，用户通过对这些信息的阅读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个体的创造性。 Zhang et al. (2023) 考察了员工在工作中使用与工作相关的社交媒体如何通过知识管理行为对他们的创造力产生不同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工作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通过促进知识共享和抑制知识操纵来增强员工创造力；与社交相关的社交媒体使用不能通过知识管理行为间接影响员工的创造力。 Hu et al. (2021) 将目光聚焦到留学生群体，探索了跨文化环境中社交媒体使用对国际侨民创造力的影响和潜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媒体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同伴关系的渠道促进了国际侨民的创造力。 Wang et al. (2022) 对238名员工的实证样本对模型进行检验，发现企业社交媒体使用能够通过领导–成员交换和创新支持这两种中介机制对员工创造力产生正向影响。 Zhang et al. (2021) 基于人–环境契合模型和激励理论，结合对364名员工的调查，探讨了过度使用微信对个人工作场所创造力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过度使用微信直接促进创造力，并通过知识共享间接提高创造力，但过度使用微信不会导致心理紧张。这些发现，通过理论和实证调查过量使用微信的积极结果，表明过量使用微信有积极的一面。

总体上看，社交媒体使用对于创造性的积极影响已经在众多研究中得到证实，即使有研究关注的是对于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也同样发现了社交媒体使用对个体创造性的积极促进作用，社交媒体或许将在未来成为提高创造性的一种有效途径。

随着社交媒体使用的普及程度逐渐提高，社交媒体的功能逐渐丰富，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投入的时间逐渐提高，对社交媒体的依赖程度逐渐提高，有研究者开始密切关注过度使用社交媒体相关的负面影响。例如， Kircaburun et al. (2020) 调查了460名年龄在18至26岁之间的土耳其新兴成年人，结果表明创造性人格在多个维度上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直接相关。 Si et al. (2023) 提出了一个基于压力与应对交易理论的研究模型，以检验企业社交媒体过度使用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通过使用来自中国信息技术行业的367名个体员工样本进行了测试，发现员工对企业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与技术超载和技术家庭冲突的感知显著相关，而技术超载和技术–家庭冲突是产生企业社交媒体疲劳的原因，以及员工企业社交媒体疲劳与员工创造力呈负相关的原因。

虽然对社交媒体使用对创造性的负面影响的研究可能会造成公众对社交媒体使用产生使用焦虑，但是通过研究可以发现，这种负面影响集中在过度的社交媒体使用或者社交媒体成瘾的被试群体中，并且对社交媒体使用进行更加全面的研究，对我们进一步了解社交媒体对创造性的作用机制问题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