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标准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时代，在线交流和获取信息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交往和信息获取方式。人工智能在生成图像、视频和声音方面已经达到相当高度。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因人工智能介入而带来的欺诈问题。一方面，人工智能为诈骗者提供了更加多样和强大的工具，包括网络钓鱼攻击、深度伪造、嵌入恶意代码等，极大增加了辨别真伪和调查求证的难度。受害者基于伪造的视频形象、声音和签名等信息落入陷阱并遭受人身和财产损失。基于深度伪造技术等人工智能方法，不法分子传播虚假信息，侵犯相关主体权益，给社会稳定带来威胁。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也为各类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弄虚作假提供了可利用的工具。例如：以人工智能作品混淆原创作品或者运用人工智能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引发著作权诚信风险；经营者在商业宣传中利用深度伪造技术进行虚假宣传或者诋毁其他主体商誉损害等 [7] 。有学者指出，虚拟生物识别信息的再造违背人的意愿，改变了个体决策隐私、意向隐私和信息隐私的权利，从而在行为和思想表达方面带来混淆 [8] 。在视频网站中，依靠深度伪造技术实施的人脸或身体拼贴、再造景观等视频则往往引发信息盗取、网络勒索和诈骗等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9] 。

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关系人的本质特征和生存生活状态。人工智能类人化的高度发展使得人际社交的部分内容逐渐被人机交互替代，引发了人工智能对社会关系的社交替代。有学者提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随着人工智能与人类相似程度的变化而呈现U型变化，即好感度从高到低再到升高，并在二者高度类似时产生移情现象 [10] 。这种移情现象是社交替代的重要促成因素。社会交往带来的精神生活体验被人工智能设计的交互体验替代。这一现象既有其积极一面，但也蕴含深刻的风险。对于本身缺乏社会交往机会或因其他客观原因无法与他人进行正常交往的情况下，这种社交替代能够起到补充作用，有助于相关主体获得替代性的社交体验。但是，过度沉溺于虚拟的空间容易进一步带来孤独感和自我封闭倾向，进而增加社会疏离程度，淡化人际交往的功能，甚至会增加与伴侣或其他亲属的冲突等问题 [11] 。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交往借助虚拟技术进行数据交互即可完成。因人工智能而兴起的虚拟偶像，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中大众对商品的偶像崇拜，并带来幻化的社会交往，即虚拟偶像与其粉丝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形态因技术的虚构而幻化 [12] 。

智能决策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有学者指出：智能决策综合了人工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知识管理系统、专家系统以及管理信息系统等多元系统中的知识、数据、业务流程等内容，通过模型库、方法库、专家库等进行分析、推理，从而帮助解决复杂决策问题的系统 [13]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各类决策活动在频度、广度及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传统的数据分析方法以及基于人工经验的决策逐渐难以满足实践需求，而各类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金融、交通甚至司法等领域的运用更是直接带来智能决策与人工经验决策的冲突 [14] 。在智能决策过程中，算法本身的缺陷以及算法黑箱和算法偏见等问题会影响决策的合理性 [15] 。以人工智能参与公共决策为例，人工智能虽有助于提高决策效率，但决策中权责体系失衡。人工智能在分担人类决策任务的同时，逐渐取代了人的主体性地位，而技术却无法像人一样承担决策的相关责任 [16] 。在司法领域，人工智能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或提升司法效率，但此类裁量多是基于文本和数据，其对个案的特殊情况的判断会因样本局限性和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而难以充分理解和裁断。正如有学者指出，司法人工智能系统的裁量是以大数据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作为决策基础逻辑的，其仅仅是以计量的方式将事件和法律后果相联系 [17] 。在与人为裁判出现冲突时，应该如何协调二者关系以及如何确定决策责任成为人工智能介入决策或裁判时需慎重解决的问题。

人工智能标识制度是实现透明化治理的重要手段。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进行标识是保障受众知情权的必要选择。当前国内外均把人工智能标识制度作为人工智能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美国加州的《数字内容溯源标识法案》等 [18] 。在平台参与的情况下，该制度还要求强化相关平台在人工智能内容标识方面的责任。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要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需对生成内容进行标识。除服务提供者外，《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10条规定：“用户向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播平台服务的服务提供者上传生成合成内容时，应当主动声明并使用平台提供的标识功能进行标识”。但是，在相应的法律责任机制方面仍需进一步强化，明确未主动声明或标识需承担的行政责任。另外，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物，为防止其滥用还需制定更为具体的使用规范，明确其可适当适用和不应当使用的情形并设置相应法律责任。例如，在以原创性为核心要求的创作和学术领域应适当限制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使用，并要求相关主体作出诚信声明。

交往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和存在方式，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社会关系的一种中介。交往不仅确证人的本质，而且决定人的发展，而且人的全面发展取决于交往的普遍发展 [19] 。“传统社会交往在构建社会结构、发展生产力和促进人的发展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20] 。人工智能对社交的替代一定程度上将对相关主体的社会关系产生影响。为趋利避害，应完善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保障机制。相应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开展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化娱乐、旅游体育等互动。在城乡规划中为社会交往提供更多的空间和设施支持，并基于人工智能带来的效率提高为社会交往提供充分的节假日保障。同时，还需开展相关公益性心理健康服务，减轻人工智能时代的网络沉迷、自我封闭和盲目追求虚拟体验的现象。

在智能决策与决策人员的认知存在冲突时应当建立决策冲突处理机制。应首先认识到智能决策也存在局限性。基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或信息提取并不能取代专业人员基于理论和实践知识作出的判断。人工智能应主要定位于辅助决策的角色。一旦产生决策冲突应由对决策负有责任和能够实际履行责任的决策者拥有最终决策的话语权并承担相应责任。需要注意的是，决策者应对人工智能决策的不合理之处进行辩驳以充分考虑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所作出的计算或决策结果。在公共领域，对于存在重大冲突的情况，可考虑通过听证会或者冲突处置委员会等形式作出决定。在智能驾驶等特定应用领域，应在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决策冲突，并就其算法选择进行充分论证且公开其冲突选择，保障用户和相关公众的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