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在重庆、山东等地通过问卷星平台在网上招募大学生共573名，被试均自愿参加。测试完毕后，筛查回收问卷，剔除信息不完整、作答时间过短、有规律作答的问卷，获得有效问卷519份，有效回收率为90.6%。其中，男生194人(37.3%)，女生325人(62.6%)；大一年级61人(11.7%)，大二年级112人(21.5%)，大三年级138人(26.5%)，大四及以上年级209人(40.0%)；独生子女225人(43.3%)，非独生子女294人( 56.4%)。被试年龄范围在18~26岁之间，平均年龄21.32岁，标准差为1.48岁。

采用 谭树华、郭永玉(2008) 修订的由 Tangney等(2004) 编制的自我控制量表(Self Control Scale)。该量表由19个题项组成，包含冲动控制、健康习惯、抵御诱惑、专注工作、节制娱乐5个维度。量表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方式，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其中有15道题目采用了反向计分方式，进行正向处理，最后将被试在所有题项上的得分相加，分数越高代表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0。

采用 刘贤臣等人(1996) 修订的由Buysse等人编制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该量表由18个自评项目组成，测量内容包含7个主要成分：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将相关项目进行得分转换、累加和重新编码得到7个成分总得分。各成分均按照0~3分计分，对其进行加总即为睡眠质量总分，得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4。

采用 韩秀，杨宏飞(2009) 修订的由Nolen-Hoesksema和Morrow编制的反刍思维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该量表由22个题目组成，包含症状反刍、强迫思考、反向深思三个维度。量表采用李克特4点计分方式，1表示“从不”，4表示“总是”，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反刍倾向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95。

采用 彭纯子等人(2004) 修订的由Leary编制的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该量表由15个项目组成，采用5点计分，1表示“根本不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其中有4道题目采用了反向计分方式，进行正向处理，最后将被试在所有题项上的得分相加，分数越高代表个体的社交焦虑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8。

首先，将收回的问卷在EXCEL软件进行整理，剔除无效问卷。其次，采用SPSS25.0中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随后，使用SPSS25.0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以及进行各个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分析。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变量后，本研究使用SPSS宏程序PROCESS插件中的Model 4分析反刍思维在自我控制对睡眠质量的中介作用，接着采用PROCESS插件中的Model 7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均使用标准化数据)。最后偏差矫正的Bootstrap方法(随机抽样5000次)被应用于自我控制对睡眠质量的简单效应分析( Hayes, 2012 )。

由于本实验中主要变量的测量均使用自评量表，为排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使用Harman单因素法进行检验。将四个量表中所有题项均不旋转，然后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这些项目共提取出12个特征根大于1的成分，且第一个公因子解释总变异率的27.19%，低于40%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周浩，龙立荣，2004 )。

表1 列出了各变量的描述统计以及Person相关分析结果。对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的分析显示，有48.75%的大学生的得分超过5分，表示近一半的学生存在睡眠障碍。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自我控制与反刍思维、社交焦虑、睡眠质量均呈显著负相关；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睡眠质量呈显著正相关；社交焦虑与睡眠质量呈显著正相关各变量的相关矩阵、平均数以及标准差如 表1 所示。

注：N = 519。性别中男生 = 0，女生 = 1，均值表示女生所占比例。睡眠质量指数得分越高，表示睡眠问题越严重。^*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下同。

使用 Hayes (2012) 编制的PROCESS宏中的模型4，在控制性别和年级的条件下，检验假设1中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结果如 表2 所示。自我控制显著反向预测睡眠质量(β = −0.44, t = −10.92, p < 0.001)，自我控制显著负向预测反刍思维(β= −0.57, t = −15.57, p< 0.001), 当自我控制和反刍思维同时预测睡眠质量时，反刍思维对睡眠质量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38, t= 8.24, p < 0.001)，自我控制对睡眠质量的反向预测作用依然显著(β = −0.22, t = −4.92, p < 0.001)。中介分析的结果表明，反刍思维在自我控制和睡眠质量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04，其95%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27, −0.16]，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47.72%。

使用 Hayes (2012) 编制的PROCESS宏中的模型7，在控制性别和年级的条件下，检验假设2中社交焦虑的调节作用，结果如 表3 所示。将社交焦虑放入模型后，自我控制对反刍思维的负向预测显著(β = −0.44, t = −11.29, p< 0.001)，社交焦虑对反刍思维的正向预测显著(β = 0.33, t = 8.47, p < 0.001)，自我控制与社交焦虑的乘积项对反刍思维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 −0.07, t= −2.39, p < 0.05)。因此，自我控制与反刍思维的关系受到社交焦虑的调节。

为进一步分析调节作用的实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并绘制简单斜率分析图，如 图2 所示。较之于低社交焦虑得分组(M − 1SD)，高社交焦虑得分组(M + 1SD)自我控制与反刍思维的拟合线更加陡峭，说明在高社交焦虑得分组，随着自我控制的增加，反刍思维显著下降(简单斜率 = −0.5)，低社交焦虑得分组，随着自我控制的增加，反刍思维下降的幅度变低(简单斜率 = −0.37)。自我控制对反刍思维的负向预测作用随着社交焦虑的增加而增加。

结果表明，反刍思维在自我控制和睡眠质量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1。自我控制直接影响睡眠质量，并且会通过反刍思维间接影响睡眠质量。

一方面，自我控制直接预测睡眠质量，自我控制越高则睡眠质量越好。这一结果与以往众多研究相一致( 游志麒等，2020 ； 葛丹丹等，2021 )。自我控制有利于改善不良的睡眠习惯，从而改善睡眠质量。

另一方面，自我控制通过反刍思维间接影响睡眠质量。首先，该结果证明自我控制会在认知层面上对睡眠质量产生影响；其次，表明虽然反刍思维会对睡眠质量产生消极影响，但自我控制可以通过有效减少反刍思维，提升睡眠质量。

中介效应的后半段表明，反刍思维显著预测睡眠质量，反刍思维越高，睡眠质量越差。该结果与已有研究均相符( Nolen-Hoeksema & Watkins, 2011 ; 王纪申，刘文理，李强，2021 )。 Joormann & Tanovic (2015) 认为，反刍思维作为一种闯入性思维，使个体难以摆脱对担忧、令人不安的事件的重复思考。从认知层面来看，这可能是因为执行功能中工作记忆的监控、转移和更新困难，导致工作记忆中负面无关内容的增加以及停留( Joormann & Vanderlind, 2014 )，这引发了更多的认知唤醒。失眠患者在自我报告中抱怨，睡前的认知干扰程度高( Lichstein & Rosenthal, 1980 )，这种障碍通常是由于在入睡时的无法控制的想法和情感( Watts et al., 1994 )，也就是出现了反刍思维。睡眠问题患者在睡前经历地反刍思维内容，多是关于睡眠问题本身的想法( Watts et al., 1994 )，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身体反应和认知过程有选择的注意，这与根据睡眠干扰与睡眠解释理论相符( Lundh & Broman, 2000 )。同时这也导致了恶行循环，根据目标进程理论，低于预期的睡眠情况激发了他们进一步的反刍思维。

中介效应的前半段表明，自我控制显著负向预测反刍思维，自我控制能力越强，反刍思维程度越低。自我控制对反刍思维的限制极有可能是通过执行功能实现的，首先，高自我控制者能控制注意力的集中，而不会反复地对负性事件进行激活，对令人不安的事件重复思考( Joormann & Tanovic, 2015 )；其次，高自我控制者有较好地执行功能，能即使完成工作记忆内容的监控、转移与更新，同时能够抑制自动化想法，从而使得反刍思维不会持续存在，降低认知唤醒地程度。因此，自我控制通过抑制反刍思维间接对睡眠质量产生影响。

当前研究表明，社交焦虑在自我控制对反刍思维的抑制作用中起到了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设2。自我控制对反刍思维的抑制作用在高社交焦虑的大学生中存在更强，而在低社交焦虑的大学生中抑制作用较弱。

高社交焦虑人群伴随着高反刍思维，因此自我控制对反刍思维的抑制作用更强。以往研究表明，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 张丛丽，2018 ； Kocovski & Rector, 2008 )。高社交焦虑者会产生许多认知偏差，如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环境中负面的、威胁性的信息上，对情境有更强的消极解释倾向，以及产生消极的自我意象，与此同时，反刍思维也会产生此类自我相关的认知，会关注自我的消极事件、思考自己与目标的差距等，而自我控制将会使用注意力控制、思维抑制等对这些消极方面进行控制，以纠正这些消极认知偏差。因此，而社交焦虑的程度越高，关于自我的消极意象越严重，反刍思维越多，当使用自我控制策略时，降低反刍思维的程度也就越强。因此，自我控制在高社交焦虑群体中的保护作用更强。

以往研究表明，反刍思维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会受到所使用量表的调节( 张丛丽，2018 )，本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反刍思维量表(RRS)更多关注了反刍思维的消极影响，而忽视其积极方面( 徐慧，赵富才，2021 )。中国人讲究“吾日三省吾身”，也可能通过反刍获得积极意义。因此三者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索。

目前大学生群体正在经历新的社会环境，进入到新的学术氛围之中，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等，都会影响大学生的睡眠质量，因此，探究大学生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至关重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认知加工层面自我控制对睡眠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自我控制可以通过反刍思维间接影响睡眠质量，社交焦虑在其中起到调节作用。在理论意义上，丰富了自我控制影响睡眠质量的内在机制；在实践意义上，为提高大学生的睡眠质量提供了新思路。但本实验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完善。

首先，施测工具全部使用了自评量表，受被试的主观影响较大，易受到社会赞许效应的影响，在后续实验中，可以使用脑电、皮电、肌电等多指标进行探索。其次，本研究采用了横断研究的方法，因此无法严格验证各模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今后研究将采用纵向追踪研究，得出更加严谨的答案。再次，此次施测对象全部为大学生，在以后的实验中应将被试群体扩大到青少年以及成人群体，探究不同年龄段间是否有不同的结果。最后，本次研究仅选取了对睡眠质量有负向影响的中介变量，过于片面，后续研究中可以研究睡眠促进因素如正念，完善自我控制对睡眠质量的影响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