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拉的父亲秉持着极端的宗教教义，坚决反对政府参与公共教育。爸爸说公立学校是政府引导孩子远离上帝的阴谋。“我把孩子们送到下面那所学校，和把他们交给魔鬼有什么两样” [1] 。塔拉的父亲对知识型教育和学校教育极为轻视，奉行劳动教育与家庭教育。这致使塔拉在成长关键期被剥夺接受正规教育的权利，还让她误以为学习是邪恶之事。同时，家庭经济状况制约了教育资源的获取，家人为维持生计全身心投入废料场劳作，教育被置于家庭事务的边缘。从外部环境看，塔拉所处山区相对封闭，教育基础设施匮乏，教育资源极度稀缺。在家庭与外部环境的双重影响下，塔拉对知识的认知近乎空白，仿若置身教育荒漠，其主体性被深深掩埋于无知之中。

塔拉的哥哥肖恩成为父亲扭曲思想的受害者。他暴力、残忍且偏执，思想中充斥着对女性的蔑视。塔拉多次遭受肖恩的暴力威胁，被殴打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父母从未直接制止肖恩的暴力行为，加之肖恩在一次事故中精神受损，其人格极度扭曲。除了行为暴力，肖恩还对塔拉进行言语暴力，称她为“妓女”“婊子”。塔拉上学后，意识到哥哥对自己的侮辱。肖恩极力打压塔拉尚未形成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性，使她一度认为自己糟糕、轻浮，厌恶自己逐渐变化的身体，觉得自己不洁，无法与异性正常相处，这成为她难以治愈的创伤。在暴力威压下，塔拉长期生活在恐惧中，自我价值感严重受损，主体性被完全压制，从属于家庭中的男性，成为家庭权力结构的牺牲品。

福柯指出，“规训”既不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是权力行使的轨道，涵盖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和目标，且存在于家庭内部关系，尤其是父母-子女关系中 [2] 。在塔拉的家庭中，父亲主导着权力关系，他的观点和决策不容置疑，任何相悖的声音都会被打压。他禁止家人与政府接触，不让孩子上学，七个孩子中有四个没有出生证明；他认为女人应待在厨房，妻子必须维护丈夫；受伤、生病是上帝的旨意，医生是邪恶的化身……家人一直为他臆想的“末日降临”做准备，母亲甚至被迫当助产士。塔拉自幼被父亲原教旨主义的极端价值观和世界观所“规训”，思维和行为模式深深打上家庭烙印。

同时，山区的封闭环境强化了这种规训。塔拉一家住在爱达荷州的巴克峰山谷，巴克峰隔绝了家庭与外界的交流，塔拉难以接触不同思想观念。如书中所述“我们的生活在轮回——四季轮回，昼夜轮回——在永恒的变换中轮回，每完成一次轮回，就意味着一切未有任何改变” [1] 。巴克峰在小说中宛如强大的规训力量，让塔拉觉得生活本就该循环往复，无法改变，自己无权反抗、不得离开，只能在家庭困境中挣扎。她预见自己未来会早早结婚，在农场一角生活，向母亲学习草药和助产知识，由母亲接生，甚至自己也成为助产士。这使她无法反思和挑战家庭赋予的认知。

在家庭话语霸权和山区封闭生态的双重规训下，塔拉远离主流社会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传承，从未想过离开大山和家庭开启不同生活。她的主体性被家庭中男性的主导地位压制，权力被剥夺。

塔拉对知识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哥哥泰勒。塔拉说：“但有时我想，也许学校没有爸爸所想的那么邪恶。他喜欢学校——他对学校的爱，似乎超过了对家人的爱” [1] 。塔拉偶然接触到泰勒的学习资料，那些未知的知识激发了她强烈的探索欲。尽管成长环境恶劣，她仍利用一切时间和资源偷偷自学。父亲极力反对，称这违背上帝的意志。自学的艰难与所谓“上帝的意志”让塔拉一度想放弃上学，而母亲支持她冲破家庭束缚，这使她坚持了下来。在此过程中，教育的种子在她心中生根发芽。她逐渐意识到知识是打破家庭禁锢的有力武器，通过学习，她发现了泰勒所说的“外面的世界”。正如哥哥告诉她的那样“一旦爸爸不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 [1] 。这种对知识的初步接触与探索，成为她主体性觉醒的开端，让她隐约感受到改变命运的潜在力量。

随着知识的积累，塔拉的思想逐渐转变。福柯指出，权力关系与拒绝屈从的自由紧密相连，权力的核心在于抵抗的意志和不妥协的自由 [3] 。在家庭话语体系下，塔拉从屈从转向抵抗，勇敢质疑父亲的权威，不再盲目服从。这一过程充满艰难，她承受着家庭的巨大压力，意识到自己与父亲站在了对立面。逃离家庭时，她内心充满迷茫与矛盾，常因觉得背叛家人而陷入愧疚。父亲拒绝提供经济支持，加上自身知识储备薄弱和被父亲灌输的错误认知，塔拉在大学的生活和学业举步维艰。

在大学，她接触到真实的历史，认知被颠覆，父亲的世界末日论、抵制教育等观点在新知识面前显得荒谬。她了解到父亲极端偏执的思想行为可能源于“双相情感障碍”或“精神分裂症”。为摆脱过去的生活，塔拉努力学习获得奖学金。假期回家，她虽害怕回到过去，但知识赋予她力量，让她无法忍受家庭的愚昧，这更坚定了她继续求学的信念。塔拉说：“我开始了一段觉醒之路，对哥哥、父亲以及自己有了一些基本认识。我已觉察出我们是如何被他人给予的传统所塑造，而这个传统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 [1] 。大学经历促使她主体性进一步觉醒，权力意识不断增强，她渴望通过努力重新掌控人生。

在追求教育的历程中，塔拉深陷家庭束缚、自我认同危机与新旧知识碰撞的困境。

一方面，家庭对她的影响盘根错节。她既难以割舍与家人深厚的情感纽带，又不得不直面家人对她追求教育的不理解与反对。这种情感羁绊与观念冲突，如同绳索，紧紧束缚着她前行的脚步。另一方面，新知识的接触让她对过去的身份和价值观产生了动摇。新的理性知识如潮水般涌入，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接踵而至，二者共同将塔拉卷入认同危机的漩涡。过往家庭教育使她与现代社会严重脱节，基本社交礼仪和约定俗成的社会秩序于她而言十分陌生。并且，她对历史知识所知甚少，甚至存在诸多误解。在常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行为与认知，在塔拉眼中却违背了父亲所灌输的教义与真理，持续冲击着她在父亲影响下构建的价值观体系。一边是充满希望与未知的崭新生活，另一边是脑海中不断浮现的父亲所教导的教义与真理，新旧生活的矛盾冲突让塔拉痛苦不堪，深深陷入自我认同危机之中，在“做一个顺从的好女儿、忠诚的信徒”与“做一个理性的现代人、真实的自己”之间艰难抉择，反复挣扎。

然而，也正是这种挣扎成为她不断反思与成长的强大动力。她努力在家庭与自我、旧知识与新知识之间探寻平衡，逐渐明晰自己的立场与追求。这种挣扎不仅是她主体性觉醒进程中的必经阶段，更是她权力意识不断强化的体现。她在奋力挣脱过去的束缚，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自主权利，向着真正的自我与自由不断迈进。

塔拉在学术道路上不断进取，如果说杨百翰大学是对理性知识的初步探索，她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拓宽了视野，那么在剑桥大学与哈佛大学的经历就是对真相与自我的追寻。她不再在自我怀疑的黑暗中迷茫、崩溃，也不再被她的家人所定义，而是去探寻过去经历的背后的原因，她认清了原生家庭的本质，那是一个被原教旨主义、父权主义、男性主义与精神疾病所包围的囚笼。她需要建构一个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有她自己的声音，和别人一样有力的声音。

此时的她，凭借知识的力量，彻底摆脱了过去无知的状态，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权力随之而来。她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如获得学位、发表论文等，是知识沉淀的成果，也是她努力的见证。这些学术荣耀不仅是对她个人能力的认可，更是她主体性重塑的重要标志。

随着教育程度提升，塔拉实现经济自主，通过奖学金、兼职等获取收入，不再依赖家庭资助。起初，她拒绝教会帮助申请助学金，担心被政府操控，于是拼命打工兼顾学业，不堪重负。在教父和舍友开导下，她最终申请了助学金。正如她所说：“我原以为那笔钱是被用来控制我的，但它却让我信守了自己的承诺：平生第一次，当我说再也不会为父亲工作时，我相信了……我花了几星期才接受这个事实，这时我才开始体会到金钱的最大优势：考虑金钱以外事情的能力” [1] 。经济独立为她的思想解放奠定基础，她不再受家庭经济因素制约，能自由追求理想生活。

思想上，她摆脱家庭极端思想束缚，形成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体系。她主动接受心理治疗，尝试新的生活方式，结识新朋友。当父亲和母亲跨越半个美国来到哈佛大学，试图驱逐她身上的“恶魔”、传递上帝“赐福”时，塔拉意识到，父亲要驱逐的实则是她的自我 [4] 。经济自主与思想解放的双重成果，进一步强化了她的主体性，让她在人生舞台上拥有更多主动权，得以自由塑造自己的人生。

在教育的推动下，塔拉成功融入主流社会。她结交不同背景的朋友，参与各类社会活动，逐渐被社会接纳认可。社会融入不仅改变了她的生活圈子，更让她获得在巴克峰未曾有过的归属感。“从封闭的家庭到杨百翰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再到中东等世界各地。空间的不断变化意味着塔拉在社会结构中角色的变化，她不再局限于单纯无知的环境，开始在社会空间拥有自己的结构性地位，这也是身份认同的开端” [5] 。

与此同时，她实现身份认同的重大转变。福柯指出：“权力形式一旦在日常生活中直接运作，就会对个体进行归类。在他身上标示出个体性，添加身份，施加一套真理法则，这样，他本人和其他人都能借此认出自己。正是权力形式，使得个体成为主体” [3] 。塔拉不再是那个受父亲掌控、被哥哥欺凌、屈从于家庭的无知女孩，而是成为拥有高学历的社会精英，一位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现代女性。新的话语与权力让她重新认识和定位自己的身份。她不再因出身自卑、自我怀疑，而是以自身经历为傲，用故事激励他人。在这一过程中，她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升华，权力从个人层面延伸到社会层面，对周围人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