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岛敦(1909年~1942年)日本近现代文学作家，出身于汉学世家，拥有极为深厚的汉学功底，其多部作品取材于中国题材，洋溢着汉学气息。而这种取材于其他国家文学，加以改写的作品被称为“翻案小说”。其代表作《山月记》于1942年2月发表在杂志《文学界》上，取材于中国唐传奇故事，是典型的“翻案小说”。1951年，《山月记》被收录进日本中学课本，成为日本国民小说，迄今，仍与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夏目漱石的《心》、森鸥外的《舞姬》作为固定教材收录在各大日本中学教材中。

日本学界对《山月记》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主要集中于文本语言分析、自我与他者、怀疑主义思想、《山月记》与《古谭》其他作品之间的联系、中日比较文学等方面。中日比较文学角度主要为探究《山月记》与原典的关系，上尾龙介(1974)指出《人虎传》中增添因果论情节拉低了《李徵》本身的高度，稀薄化了《太平广记》中《李徵》篇的悲剧性色彩 [1] 。而坂口三树(2006, 2007)认为《人虎传》在《李徵》的基础上增添因果报应的情节体现了《人虎传》作为小说的成熟性 [2] ，指出《山月记》中的李徵具有近代思想 [3] 。

近年，日本学界针对《山月记》与中国古典的关系研究，不再停留于《山月记》与原典的单一比较，而是从唐传奇故事整体看《山月记》的思想继承问题，如赤井益久(2020)探究《太平广记》中“人变虎”和“异类婚姻谭”两类故事的主题思想，指出《山月记》继承了唐传奇的主题——人心中需要克服的东西与受其左右之人的存在方式之间的矛盾 [4] 。

《山月记》与中国的联系最早可追溯至1943年。该年，杂志《风雨谈》(第六期)收录卢锡熹翻译的《山月记》，这是《山月记》在中国的首译本 [5] 。但国内有关《山月记》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研究角度主要集中在他者与自我、《山月记》与其他变形小说的对比、《山月记》与原典的对比分析等方面。将《山月记》与原典进行对比分析的有高晓华(1994)、郭玲玲(2016)等，前者认为原典《人虎传》宣扬因果报应，表现了唐代文人对功名利禄的追求及幻灭，而《山月记》表现了处于动乱时局中知识分子的不安、孤独感 [6] ，后者认为《山月记》不仅情节上继承范本，从宿命论和性格论等层面剖析，“李徵化虎”的变形原因亦是在范本基础上的拓展 [7] 。

综上，中日学界都从中日比较文学角度出发，探究《山月记》与原典的关系，《山月记》取材自中国唐传奇《人虎传》故事，这已众所周知。日本学界关注到各类“人虎传”故事版本与《山月记》的关联性，近年，更是从唐传奇变虎谭故事类型去探究《山月记》对唐传奇故事的继承。但国内不少研究尚未明确界定《山月记》的取材版本，忽略原典本身内容，这反倒让原典被掩盖，成了“无名英雄”。此外，中日学界部分研究虽提及《太平广记》的《李徵》，但针对《太平广记》中《李徵》变虎的原因以及《人虎传》的情节增添尚存在分歧。本文从《太平广记》中的“人虎变形”故事出发，对比《太平广记》的《李徵》篇、《古今说海》版《人虎传》、《唐人说荟》版《人虎传》，界定《山月记》取材版本的同时，分析两版《人虎传》中情节增添的原因，并探讨《山月记》对唐传奇“李徵变虎”故事的接受与创新问题。

“李徵”变虎故事最早出现于唐代张读所编撰的《宣室志》中，题名《李徵》，后收录进宋代李昉、扈蒙等人修纂的《太平广记》卷四二七中，题名仍为《李徵》，注出《宣室志》，明代陆揖编纂的《古今说海》中该故事改名为《人虎传》，清乾隆年间陈世熙汇编《唐人说荟》(又名《唐代丛书》)，亦收录“李徵”变虎故事，题名《人虎传》，标注作者为唐代的李景亮。

《唐人说荟》版《人虎传》故事梗概如下：

陇西皇族子李徵自幼博学，天宝十五年春登进士第。后调补江南尉，因不甘屈尊于低级官职，常郁郁不乐。任期满后，归乡闭门谢客。后迫于生计，东游吴楚，凭借才名获得馈赠。回虢略途中，突发狂疾，不知所踪。好友袁傪出使途中偶遇化虎的李徵。李徵向好友诉说自己化虎的缘由和经过，先将妻儿托付好友照料，后让好友记录自己的诗稿以传后世。袁傪对李徵的请求悉数应允，最终官至兵部侍郎。

中岛敦基于《人虎传》翻案的《山月记》故事梗概如下：

陇西李徵年纪轻轻却博学才颖，天宝末年进士及第，因性格倨傲，耻于屈身贱吏，旋即辞官归乡，想靠诗名流芳百世。但迫于生活，遂再度踏入官场。看着昔日的同僚早已身居高位，而今自己却听命于才能不如己之人，终日郁郁寡欢，一日突发狂疾，消失踪迹。而后好友袁傪出使途中偶遇化虎李徵。李徵向袁傪倾诉自己的遭遇，先拜托好友记录自己的诗稿，而后将妻儿托付给袁傪。

《人虎传》和《山月记》都围绕“李徵变虎”和“李徵与袁傪再遇”的梗概展开，故事情节发展基本一致。《山月记》继承了《人虎传》的故事发生时代背景，《人虎传》为天宝十五年(756年)，而《山月记》为天宝末年，大约从天宝十四年(755年)至天宝十五年(756年)。《山月记》直接取材范本虽为《唐人说荟》版《人虎传》，但从《李徵》到《山月记》，主人公李徵形象及性格方面，都是才华横溢，年纪轻轻登进士第，恃才傲物，不甘屈尊于贱吏之下，无法融于官场选择归乡，后受现实生活所迫，又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最终变形为虎遁入丛林。但经《山月记》与《人虎传》对比，可知中岛敦在原典基础上做了删减、增添、改写。

首先是李徵出身背景以及托付好友事项顺序的改写。《人虎传》中，李徵为皇族子身份，在古代中国，皇族身份代表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皇族成员的出身注定了他们与普通人不同的高贵身份。《山月记》中，改为非皇族子，削弱家族背景，合理化李徵辞官追逐诗名，却因生活困顿不得不再次踏入官场的情节设定；另一方面，家族背景的强大往往会掩盖个人努力及自我价值。古斯塔夫·勒庞将人的气场分为外来气场和内在气场，前者来自头衔、名气等，一个人即使本身毫无价值，外在的地位身份也足以让其威风，后者则来自一个人本身的力量 [17] 。中岛敦削弱李徵家庭背景这一外在气场的同时，强化李徵的内在气场，放大李徵个人价值。李徵出身平平却能年纪轻轻一举高中，这种反差也从侧面反映李徵个人的才华能力。而《山月记》中，李徵更是一直在追寻这种内在气场，这体现在李徵对诗业的执着心理。与《人虎传》中李徵先托好友照料妻儿后让记录自己诗稿不同，《山月记》中，李徵先让好友记录自己的诗稿，希望诗稿能得以流传后世，而后将妻儿托付给好友照料。对李徵而言，诗稿是理想寄托，是追求内在气场的方式，亦是成就身后名的手段。托付事项的顺序调换，却体现了李徵对诗名有着极度的执着。

其次，袁傪对李徵诗作评价的改写。《人虎传》中，袁傪对李徵诗文的评价为“文甚高，理甚远”，意指李徵诗文在文辞、文采方面极为出色，内涵深远，富有哲理，表现了袁傪对李徵诗文才华的高度认可与赞扬。反观《山月记》，袁傪却认为诗作虽格调高雅，意趣卓逸，但在某些地方却有所欠缺。《山月记》中，李徵因耻于屈身贱吏，旋即辞官归乡，终日耽于诗作，不与人交往，李徵虽想以诗成名，却害怕自身才短被暴露，不愿求师访友，切磋琢磨。李徵这种脱离现实联系，缺少师友的评赏建议，妄自尊大的羞耻心让其诗作缺少磨练雕琢，以及时局性和现实性，这才导致其作品在某些地方有所欠缺。

此外，情节删减以及变虎原因的改编。《人虎传》中，李徵坦言曾与孀妇私通，被其家人发现，纵火烧了他们全家，且原典以袁傪遵守与李徵的承诺、升官为结局。李徵因其恶行而遭惩戒化虎的结局与袁傪的善行、仕途顺遂结局形成对比，全篇主旨都在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惩恶扬善的教化。而中岛敦删减了“私通孀妇”、“放火杀人”、“袁傪赠马”、“袁傪升官”的情节，结尾将视角聚焦在化虎后的李徵对月咆哮后跃入丛林消失。通过情节的删减，李徵变虎原因发生变化。

《人虎传》是一篇反映因果报应思想且情节粗糙的传奇小说，而《山月记》则是探讨自我与命运这一严肃主题的现代小说，两者思想深度不可同日而语 [18] 。就李徵变形原因，郭勇(2004)指出日本学界的过多批评集中在自我意识过剩，《山月记》中李徵变形是因为自我意识的过剩和他者意识的过剩 [18] 。董编(2012)指出李徵化虎是由于其恃才傲物的性格、怀才不遇之命运、非人类性 [19] 。董编认为其非人类性体现在李徵的一句自白，即“只怪我乃不顾妻儿饥寒交迫，执迷于自身不足道的诗作前途之人，这才沦为野兽，落得如此下场吧。” [20] 但是，李徵曾决定“宁为死后流芳百世之诗家，不做长年屈膝高官之下吏。” [21] 为了家庭责任，又选择重新踏入深感厌恶的官场，就算是化虎后李徵内心还是在牵挂家人，这不能完全说明李徵是非人性的，这种自嘲悔恨反倒可以体现李徵在现实家庭责任与理想追求之间的矛盾。

笔者认为，《山月记》中，“李徵化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李徵的认知失调问题。美国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于1957年提出认知失调理论，他认为“失调”是当两种认知发生冲突时，或者当人们的行为与态度发生冲突时出现的不适 [22] 。李徵性格狷介，恃才傲物，却要屈身贱吏；想靠诗作成就名声，却不愿求师访友，闭门造车，诗名无法远扬，又为妻儿衣食折腰，屈节复任官吏；再入官场，却见昔日同窗身居高位，而自己则要对旧时视为愚物之人言听计从。李徵感慨：“此皆因自卑怯懦之自尊心与妄自尊大之羞耻心所致。深怕自己并非明珠而不敢刻苦琢磨，又自信有几分才华，不甘与瓦砾为伍。日渐避世离俗，心中自卑怯懦之自尊终在愤懑与羞怒中愈发张狂。” [21] “世人皆为驯兽师，猛兽即各人性情。于在下而言，猛兽即是妄自尊大之羞耻心。” [21] 李徵自视甚高，不愿与凡人为伍，又畏惧自己才短暴露，无法平衡自尊心与羞耻心的矛盾、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行为与自我认知的不一致，自我形象受到威胁，这些挑战着李徵的自尊与自我价值，这种认知失调带来的不适感导致李徵化虎。

《古今说海》版《人虎传》在《太平广记》版《李徵》篇的基础上增添“私通孀妇”、“杀人放火”的情节，《唐人说荟》版《人虎传》继承这一情节。《人虎传》的情节增添将故事的主题思想定位成因果论，与明嘉靖年间的社会风气息息相关，“人欲”与“天理”产生冲突。而《山月记》于1942年发表，当时日本国内对文化领域加以限制。1941年12月，日本制定通过《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临时取缔法》，加强文化领域管理，言论、出版面临镇压和解散。在官方限制文化领域的压力下，不少作家遭遇禁笔，也有部分作家创作战争题材文章以笔为枪宣传战争。文学开始失去自身所具备独立性，不少战时知识分子压抑着思想和自我。在这种历史语境之下，中岛敦始终想保留文学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在其遗稿《章鱼树下》中，如是说道：“战争是战争，文学是文学”( [13] p. 549)、“我万万没想到，文学竟然对战争有用”( [13] p. 549)。中岛不认同以文学为战争、政治服务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但是，中岛敦虽然被称作“艺术抵抗派”、坚持文学的自立性，但是仍能从行文中发现对时局的映射 [23] 。中岛敦笔下的李徵形象是才华横溢的文人，无法融于官场，便旋即辞官，想靠诗作流芳百世，但奈何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鸿沟，变形为虎，间接性失去自我意识，用猛兽咆哮发声，仿佛是战争时期被剥夺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的缩影。《山月记》也是中岛敦对战争的控诉，结局李徵化身为虎反映了战局下日本知识分子的困境与心态。

《太平广记》中，人化虎多由于惩戒神罚、突发狂疾，其中《李徵》篇，李徵化虎为“突发狂疾”一类，但该狂疾应为心疾，是唐代士人在社会动荡下内心的不安、仕隐之间的矛盾致使李徵化虎。两版《人虎传》在《李徵》的基础之上增添情节受晚明社会风气影响，其主题宣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论。日本作家中岛敦取材《唐人说荟》版《人虎传》创作出《山月记》。《山月记》作为“翻案小说”，在对唐传奇《人虎传》故事进行借鉴时，又为《山月记》注入新思想、新灵魂，未全盘接受唐传奇故事中因果报应的主题。与《人虎传》不同，李徵化虎应为认知失调所产生的不适感导致，同时，中岛敦借唐传奇故事反映了战时知识分子内心矛盾和受压抑的内在自我。

近年，《山月记》受到中国读者的追捧，译本版本增多，《山月记》中一句“我深怕自己并非美玉，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却又半信自己是块美玉，故而又不肯庸庸碌碌，与瓦砾为伍。”引发中国读者共鸣。中国作家谭越森在其2022年出版的小说集《收藏家》中的短篇小说《诗人与丧尸》引用此句，再次改写“李徵化虎”故事。唐传奇“李徵化虎”故事经中岛敦翻案又回流至中国。《山月记》在国内的读者接受情况如何，经岁月流转，中国作家改写的“李徵化虎”故事带着何种特质？对此本文无法具体阐明，期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