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 1882~1941)是20世纪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女性主义先锋，她成长于女权运动开始兴起的时代，因此她的作品非常关注女性内心独立意识的觉醒，希望用文字书写女性历史，从而动摇父权与男权在社会结构中所占的绝对支配地位。

《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1927)创作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1927年，这是一个被西方文学界称为巨变的时代，这部小说也被视为伍尔夫最完美的作品。小说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窗口”，第二部分“时光流逝”和第三部分“灯塔”，三部分结构呈“H”型，在篇幅上第一、三部分远多于第二部分，但在时间跨度上却完全相反。小说以灯塔为线索，描写了拉姆齐一家及其客人在一战前后的生活片段和心理历程，拉姆齐夫妇代表了传统的维多利亚婚姻。小说通过拉姆齐夫妇的交互探讨了男女差异，也通过拉姆齐夫人和莉莉两位女性的对比探讨了传统与现代女性之间的差异。拉姆齐先生是一个性格孤僻、处事刻板的哲学教授，他讲究事实和逻辑，是男性理性与客观世界的象征。与之相反，拉姆齐夫人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善解人意，事无巨细地照护身边的每一个人，成为了家人、朋友之间传递情感的精神纽带。莉莉·布里斯科是拉姆齐家族的朋友，作为一名职业画家，她用画笔表达她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对世界的看法，但这个以男性逻各斯为中心的社会却在不断打击和压制她的创造力和自主性。在小说结尾处，莉莉完成了创作了十年的画作，这标志着她个人对世界、对两性理解的成熟。

历史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认为文学与历史是前景与背景的关系——历史是客观的、永恒的，历史为文学作品提供创作背景和素材，历史可以帮助读者解读文学文本。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美思想界和文化界，是对(旧)历史主义的“客观性”提出的质疑，挑战了传统的“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历史的书写者和阐释者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主观立场和观点的局限。“新历史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英国批评家威斯利·莫里1972年出版的《走向新历史主义》一书中，旨在探讨一种新的看待历史的方式。“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任何阐释都是人们的主观理解，人们所理解的历史也就成了主观的历史而非历史本身，这样作家就找到了十足的理由来重构历史。” [1]

约瑟夫·康拉德曾说：“小说即历史，人类的历史，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不仅如此，小说建立在更坚固的基础上，建立在现实的基础和对社会的观察上。而历史却建立在文件、手稿的阅读等第二手印象上。所以小说更接近真实。”小说虽是虚构，但却以另一种方式体现更真实的现实。由于受到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关于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新历史主义在关注“历史的文本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文本的历史性”。文学文本也属于文化网络中话语的一种，与其他政治、经济、宗教和历史领域存在对话关系。新历史主义者认为，文学与历史存在互文性，文学同样具有历史叙事功能，文学文本也可以参与历史叙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就是文学，文学就是历史，小说甚至拥有比历史更真实的部分。

伍尔夫的写作经历也带有深深的新历史主义倾向。她认为小说是真实的历史，认为文学记录着“消失的时刻和被忘却的生命”。由于主流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处境的忽视和女性自身觉醒意识的缺乏，女性历史在18世纪以前几乎成了空白。伍尔夫认为，女作家想要重建属于女性的历史与传统，就必须到“那些地位低微的无名之辈的生活中去寻找，要到那些几乎没有灯光的历史长廊中去寻找，在那儿，幽暗朦胧地、忽隐忽现地，可以看见世世代代妇女的形象” [2] ，这与新历史主义的对宏大叙事的反拨不谋而合。《到灯塔去》创作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作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作家，伍尔夫独特的个体经验及所处的性别、阶级语境不可避免地通过她的写作融入了小说的叙述之中，成为了女性建构历史的一部分。小说中的人物不是放在静止的社会形态中叙述的，而是作为不可忽视的历史进程中的主动参与者，身上满载了时代的烙印和深深的时代意识。例如，在小说的一开始，拉姆齐夫人试图规划一次去灯塔的旅行，这一简单计划的实现却被她丈夫的精神状态和天气的变幻所干扰，象征着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受制与无奈，反映出历史大潮中的微弱挣扎。

伍尔夫身处于二十世纪的英国，因此她不可避免地会用当时的视角书写历史。作为英国特权知识分子阶层，伍尔夫不被生活、劳作所困，仅仅依靠上一辈的财富积累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她的父亲是著作家和出版人莱斯利·斯蒂芬爵士，伍尔夫从父亲的图书室里获得了滋养一生的知识和才华。父亲允许十五岁的伍尔夫进入未经筛选的图书馆，“读想读的书”，这在19世纪末并不常见，也从侧面体现了伍尔夫的父亲在教育上给予她的极大自由，这为伍尔夫日后成为一名支持女性自由和解放的女权主义者奠定了基础。

《到灯塔去》这部小说深深地打上了伍尔夫个人的生命烙印，她曾在日记中写道：“这部作品将是相当短的；将写出父亲的全部性格；还有母亲的性格；还有圣·艾夫斯群岛；还有童年；以及我通常写入书中的一切东西——生与死，等等” [3] 。伍尔夫自己的家庭是《到灯塔去》中拉姆齐一家的原型：“父母深切、快乐地相爱着。虽然为人善良，承担着母性的职责，茱莉亚主要是为了丈夫而活；每个人都需要她，可是他最需要她。” [4] 伍尔夫与母亲的关系非常紧密，1895年母亲茱莉亚的离世给十三岁的伍尔夫带来了极大的创伤。伍尔夫的日记、信件、小说和自传中常常出现母亲的影子。这种把母亲写进文学作品中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成千上万个像母亲一样默默付出的女性写进历史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伍尔夫作品里的女性角色代表了无数在传统历史中“失语”的原型女性。女性在正统的历史、政治、公共领域无法“在场”，但伍尔夫将女性形象融入文学作品，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女性写入历史。拉姆齐夫人和莉莉·布里斯科通过《到灯塔去》永远得流传了下来，她们的生命经历、她们的感受和痛苦也以比历史更真实的方式流传。

《到灯塔去》刻画了两位截然不同的女性角色：拉姆齐夫人和莉莉·布里斯科。拉姆齐夫人是维多利亚时期典型的女性，是完美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任劳任怨。小说从头至尾，作者都没有揭示“拉姆齐夫人”的姓名，她的身份永远只是某人的妻子、母亲或女主人。她永远以照护者的在小说中角色出现，正如文中形容道：“他们到她这里来，一整天不间断，带着这一或那样的要求，这很自然，因为她是个女人；有人要这，有人要拿；孩子们在成长；她经常感到自己只是一块浸满人情味的海面。”由于独特的女性气质，她以女神般的光环将整个家庭团聚在身边；但由于女性身份的局限，她将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立性淹没于家庭的琐碎之中，她的人生是他人写就的，她的价值在照护他人中体现。这一点伍尔夫在小说中也已点明：“她自恃有能力环绕和呵护别人，却没有给自己剩下半点躯壳以便认清自己；一切都慷慨地给了出去。” [5] 拉姆齐夫人代表了20世纪以前无数隐没在历史中的女性，默默无闻地结婚、生子、照护家人、淹没自我。正如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里提到的，18世纪之前茫茫的历史中找不到英国女性的身影，因此找寻女性传统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说：“纵观历史，显而易见的是妇女在各个领域里的成就——政治、艺术、哲学等等——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讲，都不及男性的成就大。这是为什么呢？……社会把妇女限制在一个低人一等的位置上，而这一点又影响了她们能力的发挥。” [6] 女性没有在公共领域施展才干，是因为性别歧视的社会没有给予她这样的机会。我们能够从拉姆齐夫人这个角色中召见当时的社会环境，像她一样的家庭妇女，由于缺少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只能局限在家庭的狭窄范围内，女性的地位日益降低。这也是20世纪初女性主义运动崛起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拉姆齐夫人的原型是伍尔夫的母亲，那么小说的另一女主人公，莉莉·布里斯科，则是一个带有自传色彩的人物形象，她传达了伍尔夫对新时代理想女性的期待。莉莉是现代新女性的代表，不同于拉姆齐夫人，她用全新的视角审视父辈和其他男性的生活和人格，也在这份审视中不断体悟自己的人生、发展自己的价值观。作为一名职业画家，她走上了与传统维多利亚女性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在全书的结尾处，莉莉终于摆脱了“女人不能写作，女人不能绘画”这一阴魂不散的男性凝视，画出了“心中的幻象” [5] 。以笔为矛，她挑战了艺术这一长期以来被男性统治的领域；拒绝婚姻，她从传统家庭角色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代表的是“新女性”。在生活上，“她鼓起全部的勇气，强调自己不受常规的制约；她竭力解释她愿意孑然一身；她愿意无牵无挂；常规对她来讲不合适。” [1] 和男性相处时，她不把自己嵌入男性凝视的框架，不依赖传统的男性审美来取悦他人，而是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性和作为女性的完整人格。她的生活空间、人生阅历远远大于局限在一隅之地中的“房间里的天使”，她以先锋的形象闯入了历史上属于男性的社会公共领域。莉莉与拉姆齐夫人的差异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现代女性与传统女性之间的精神差距，莉莉对世界独立而清醒的认知是伍尔夫所认可与追求的女性精神气质的投射。

通过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写作手法，伍尔夫在作品中细致地展示了莉莉对于拉姆齐夫人从一开始的赞叹、崇拜，到后来的质疑。赞美是因为，莉莉看到了拉姆齐夫人身上母性的光辉，她与以拉姆齐先生为代表的男性比较时凸显出的女性优势。质疑是因为，莉莉作为新女性的独立精神气质，与作为传统女性的拉姆齐夫人以家庭、婚姻为人生重心的价值观之间产生了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伍尔夫的书中呈现了许多19世纪维多利亚女性的典型形象：她们桎梏于家庭的琐碎，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如《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夫人和《达洛维太太》中的克拉丽莎，但伍尔夫从未对这些受到父权束缚的女人或是束缚她们的外部环境作出明确批判，她只是客观地呈现。例如，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并没有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对拉姆齐夫人和莉莉·布里斯科作出高下的判断，甚至在有些章节中可以看出她对拉姆齐夫人的神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伍尔夫与当代大多数女性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受限于时代环境，她对父权制的反思并不彻底。

本文通过运用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对《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莉莉·布里斯科两个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我们能透过新、旧两个不同女主人公的形象了解20世纪女性的人生际遇与处境，传统女性成为家庭的中心，却也局限于私人家庭领域，现代新女性拥有的则是更广阔的公共生活，以及更清醒而独立的精神气质；第二，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审视女性叙事，能够启发我们从私人的、非官方的文学材料中建构女性群体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