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身上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他既有情也有理，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与融通。在亲情上，他三岁丧母，丧母这件事一直成为明亮的一件心事，无法释怀。一方面是作为儿子失去了母亲的痛彻心扉，另一方面则是处于愧疚之中，认为母亲的死与自己有关。除了母亲，奶奶也是明亮人生中重要的亲人，“明亮六岁离家出走，就为寻亲” [1] ，“寻亲”这件事，深觉明亮的至情之性。为了这份亲情，小明亮得知自己坐错车后，毅然决然靠双脚从株洲走去延津，最后历时两个月终于抵达，来到奶奶的坟前。此后，明亮便留在了延津，他的父亲也并未将其接回武汉。而面对自己亲生父亲的所作所为，明亮一向宽容明理，早早学会了独立，这是明亮的“理”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亲情的重视，是明亮身上的“情”，而在亲情中体现出来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则是明亮身上的“理”的重要表现。

在爱情中，明亮也表现出了情与理的结合。他的老婆马小萌在北京打工的真相被人揭露时，竟想不开要上吊，“所幸从事情的开头起，明亮就没有沉溺于自己的苦恼与不满，他先是很快回过神来，飞奔到家，救回了已经上吊的小萌，从而也让自己跳出了父亲陈长杰曾经走过的昏暗道路” [1] 。为了马小萌，明亮听了老董的话，并未与马小萌离婚，而是决定与延津“离婚”，在他心中，“马小萌仍是一个犯错的亲人” [2] 。去到西安后，马小萌遭到骚扰，明亮更是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与愤懑，用茶杯将孙二货的头砸出了血，结果自己却受到侮辱。这时的明亮在精神上实现了一次蜕变，他萌生出了要杀人的偏激想法，相比较明亮前期的性格来看，这是一个转折点和突破点。因此，在爱情的考验下，明亮的情并未被磨灭，而是与理结合，不断升华和成长，逐渐丰富着明亮的性格。

于亲人、爱人之外，明亮对身边其他人同样保持着应有的情与理。明亮娶亲时，当时董广胜、郭子凯等都抽空亲自赶去给明亮当伴郎，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情深。在决定离开延津后，师父为明亮寻得一个去处，书中多次在这里强调，明亮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师父。与郭子凯交往的过程中，也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朋友。“明亮做人、做事，常能循其所明之理而为，如此，其有情便可脱掉不少任意和狭隘性，能不唯我，不唯亲” [1] 在描写明亮于西安定居之后，直到最后事业有成，他都保持着谦卑。去看望他人时，始终要带着礼物上门，即使是面对自己憎恶的人，如明亮去看望傻了的孙二货都是“买了两瓶酒、四条烟” [2] ，真正做到“有情、且明理，颇有点‘归根’‘复命’的意思” [1] 。因此可以说，“情”是明亮的根，“理”是明亮的魂，两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

“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和《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他们最困苦的不是金钱利益，追逐权力等物质生活，而是内心的憋屈和精神的孤独” [3] ，在明亮身上，同样能够感知到他的孤独人生。明亮成长过程中缺失了必要的母爱，后来由于父亲忙于工作，生活起居上大多是明亮自己独立完成，奶奶特别疼爱明亮，但这个唯一能倾诉心事的亲人也已离去。尤其是明亮辍学的情节，更是表现出明亮的孤苦无依。没有生活费的支撑，李延生只好让明亮辍学去学炖猪蹄。在这个情节上，看似是明亮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学业，但实际上更多的是被上一代人亲手放弃，于是明亮常借吹笛消愁，“吹着吹着，暗自落下几滴眼泪。” [2] 在这里，“笛声不仅是单纯的音乐，还传递出主人公的情绪和内在精神” [4] ，传递出明亮的孤独、无助与迷茫。

前面提到的“寻亲”情节，不仅是明亮寻找亲人这么简单，这更像是明亮的一种自我救赎。“小说人物通过‘寻找’所做的悲凉抗争，无声地阐释着这个人生和世界存在的某种‘真相’，彰显出了一种存在主义哲学的意味” [5] 。因为孤独，所以“寻亲”。母亲的离世、父亲的再婚和奶奶的离去都让明亮感到寂寞，与李延生一家的感情，又因辍学而有所疏离。明亮去饭店打工后，自然想寻得一位真正的亲人，不然他不会吹笛、黯然神伤。与马小萌结婚后，明亮的“寻亲”似乎有了结果。但是，随着情节的开展可以发现，明亮与马小萌之间仍有隐瞒，最重要的心事并没有如实向对方说明。所以，明亮始终是孤独的，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救赎，也没有实现完美的“寻亲”理想。

孤独和救赎伴随着明亮的一生。在刘震云的作品中，不仅仅是明亮，他笔下小说的许多人物都带有“孤独”这一特质，“在他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中呈现出的大多数孤独者形象皆是因为缺少精神交流的对象，没有一个‘过心’的、‘说得上话’的朋友而感到孤独” [6] 。《一日三秋》中的明亮同样是孤独的，但明亮为摆脱孤独不仅仅是为寻得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人，毕竟能与他说上话的人并不少，但能真正说上知心话的人并不多。因此，明亮常常是沉默的，尽管书中人在与明亮相处过程中很难觉察，但读者却可以清楚地读到明亮的孤独，自然也就能理解明亮为何会对“寻亲”执着。小明亮独自去延津找奶奶、与马小萌结婚、在西安寻找年老的那只名为孙二货的狗、最后想找回那块刻着“一日三秋”的牌匾，这些都是明亮孤独人生中寻找救赎的生动体现。

明亮身上的悲是刘震云直接赋予他的内在底蕴，因此读者直观感知到的第一印象就是悲。明亮的悲主要体现为明亮是作为一个“失语者”而存在的。“我们可发现，众多研究所涉及的失语者是失去话语权利的失语者。但刘震云小说中所书写的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失语者，属于精神和心理层面的‘失语者’” [7] 。明亮生于延津，自然就带有延津地域的特点。刘震云曾提到，“从父老乡亲身上，他明白了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孤单种在心里，就长成了孤独；孤独一直生长在他们心里，但他们就是不说” [8] ，其实这就是失语者的典型特征。明亮没有对奶奶喷出来的“空”，成了他一辈子的心事，即使面对老婆也绝口不提；后来去饭店当了学徒总喜欢一个人呆着，马小萌评价他是“特孤僻”的一个人；在西安遭到孙二货的侮辱，顾及老婆肚子里的孩子，所遭受的耻辱都未向老婆提及；后二十年里靠老婆的存款立业，但觉得钱来得脏，总是一个人叹息，不曾想过要与人倾诉。

悲是通过正面描写表现出来的，但明亮身上的“喜”却是从侧面表现出来的。这种喜可分为两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方面是积极意义上的，另一方面则与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父亲再娶之后，后妈和继妹并未对其有过虐待和责骂，比传统中的继母少了一些恶毒；明亮在“寻亲”途中未遭受性命之忧，反而安全抵达了延津，可谓奇迹；马小萌想不开要自杀时，明亮及时赶回去将其救了下来，没有让自己再添憾事；在西安的买菜生意受挫，但转头重振旗鼓开起了饭店，并且将饭店生意越做越强；在睡梦中不幸两次遇到花二娘，依靠自己的机智巧妙化解了花二娘的诘难，成功将自己从噩梦中解救出来。这些一桩桩一件件的“喜”是明亮的幸运，但也蕴藏明亮的悲，即作者是用“以喜言悲”的方式把明亮身上的喜和悲融为一体，化作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

“《一日三秋》讲述了两代人的生活困境，展现了荒诞的现实和难以挣脱的、如笑话一般的命运。在小说中，刘震云有意用反讽揭示人的生存困境。” [9] 笑泪合一，悲喜交加的反讽叙事，使得明亮的形象更加全面、立体。在表现明亮的“悲”时，不是一味地用感伤的氛围故作悲情，在表现明亮的“喜”时，也不是尽情用热烈的气氛烘托，而是喜中含悲、悲中含喜。例如作者在叙述完明亮徒步两个月到达延津的这段悲的历程之后，紧接着就开始写陈长杰不打算将明亮带回武汉，而父亲的这一打算正中明亮的心思。长大后无奈辍学，去饭店当学徒，进入工作阶段，并没有令人崩溃的状况出现，反而遇到终身难忘的师父。因娶的老婆在延津不再有立足之地，只能背井离乡，但也是因为老婆的存款，才能在西安开得起饭店以致事业蒸蒸日上。作者采用这种悲喜交错的方式，让明亮在一个又一个的波折逐渐成长、趋于成熟。

刘震云在创作《一日三秋》时，将全文聚焦于延津这个地方的人和事，塑造了与延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一系列平凡人物。花二娘因避难来到延津渡口苦等自己的情人花二郎，在成为花二娘之前，她也只是一个名作柳莺莺的普通姑娘罢了；明亮的父母樱桃和陈长杰是延津再平凡不过的小人物，他们先是在剧团里当演员唱戏，后来为了生计去工厂打工，陈长杰去到武汉后仍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并没有实现阶级的变换；明亮身边的朋友，也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普通生活；明亮周围出现的其他人，包括在西安交往的人，都是平凡的人物，而明亮作为书中的中心人物，他的身份地位在延津这个地方更是微不足道的小存在，他没有显赫辉煌的家世背景，没有令人羡慕的学识地位，更没有为人惊讶的丰功伟绩，明亮的生活是普通朴素的生活，明亮的一生是普通而平凡的一生。

明亮出生在延津，后来随父亲去到武汉，又从武汉返回延津，最后又不得已离开延津去往西安。几经波折，在这些波折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明亮身上具有鲜明的“反英雄”形象特征。延津只是河南一个普通的小县城，这里为他的人生打上了深深的身世烙印，这种烙印伴随着明亮成长、蜕变；明亮的父母前期靠唱戏生存，后期去到县棉纺织厂工作，两人只是普通工人，没有为明亮提供发家致富的条件；到高中时期因生活费的问题不得不退学，只能去到饭店学炖猪蹄，这场变故更是将明亮靠读书成才的道路堵塞，彻底沦为一个打工人；到西安后，买菜生意遭人迫害，不得不另谋出路，即使后来饭店生意蒸蒸日上，但终究与原来的远大志向不可类比。明亮的一生都在平凡生活中苦苦追寻与挣扎，这些痛苦与磨难正是明亮“反英雄”特质的呈现。

“反英雄叙事拒绝传统高大全式的‘巨人英雄’，而是将英雄还原为普通的人，刻画日常生活中的反英雄。” [10] 这种创作手法在《一日三秋》中和刘震云的笔下有所体现，《一日三秋》中的主要人物不再带有传统小说中主人公所特有的主角光环。明亮不似英雄一出现便给人气势凌人之感，而是从生活的日常琐事带出小明亮的生活经历，也不像传统英雄那般过五关斩六将，当然故事的结局也没有给明亮实现什么宏图霸业，他仍旧只是几家卖猪蹄店的老板。这种类型的主人公的出现，更能沟通起书中人物与读者的联系，更能让读者透过似真似假的小说来关照现实，来关注到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如明亮一样的“反英雄”人物，在这看似不起眼的人世间苦苦挣扎，寻求生的希望，寻找救赎的可能。

从结构上来看，“《一日三秋》的整体叙事结构和时间并没有沿袭传统的小说创作方法，它突破了机械线性的物理框架，整部作品首尾相贯、前后相承，在小说的结尾又回溯到开头” [11] 。整部小说共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中的“花二娘”贯穿了故事的始终，且由她引出笑话和评判笑话，而“笑话”是整部小说的线索，因此花二娘的灵魂地位显而易见。第二、第三部分作为主体部分，相互贯通，在叙述樱桃的事件的同时，也为后来明亮的生活埋下了许多伏笔，如第二部分末尾写到不知樱桃的魂魄去了哪里，在第三部分中可以知道樱桃的魂魄随着照片被明亮丢进了长江。第四部分是笑话合集，是对前三部分中出现的笑话进行概括总结，如“给喜马拉雅山装上滚梯” [2] 这则笑话风趣幽默，被花二娘记录了下来。第五部分对全文主题进行升华，指出《花二娘传》是笑书，同时也是血书，这里便又回到了开头第一部分花二娘的故事情节。

在时间和空间上，同样是反传统的叙述。第一部分中的花二娘，贯穿故事整个时间线，她作为仙女是不现实的存在，但她却真实地出现在延津人的梦中，她“找笑话不在白天，在夜里” [2] ，在延津人的心中，花二娘是一个噩梦。花二娘两次去到明亮的梦中，且明亮都顺利通过花二娘的笑话考验，这在书中是独一无二的。花二娘第一次入明亮的梦中时，明亮是在延津的，而第二次入梦却跨越了地域的限制，在明亮身处西安时也进入到明亮的梦中，这是一次时空的跨越。在樱桃和明亮的部分，是按时间顺序依次进行，其间还有倒叙和插叙的运用，插叙造成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跳跃，例如先写陈长杰写信告诉李延生又要结婚了，再来叙述陈长杰和樱桃十年前的爱恨纠葛；又如樱桃的照片被小明亮扔入长江后，她的魂魄去了哪里，在第三部分中并未揭示，而是在第四部分进行补充，得知樱桃顺着长江穿越到了宋朝，实现时空上的大转换。

《一日三秋》整体叙事结构和叙事时空都较传统叙事方式有着较大的创新与突破，这种创新与突破使作品呈现出魔幻现实主义的绚烂光彩。“花二娘在《一日三秋》中的故事，也可视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体现，因为她本是民间传说，后来越传越盛，延津人信以为真了” [12] 。例如她进入到延津人的梦中时，如果梦中的笑话无法将她逗笑，她便将人压死，且这人并不仅是在梦中死去，在现实中也是真实死去了；樱桃死后无法轮回转世，魂魄附在李延生身上让他带去武汉，后来又附在照片里，明亮竟能与照片中的樱桃对话，再后来被马道婆钉在木板上，其魂魄向阎罗求情，幸亏一只会说话的萤火虫指引明亮将其解救下来，而这只萤火虫竟就是马道婆自己变幻而成的，似真似幻。这种穿越虚构与现实，突破时间与空间的存在，无不闪耀着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

“《一日三秋》是刘震云的又一力作，小说呈现出明显的黑色幽默特征” [9] 正如书中最后所说这既是“笑书”，也是“血书”，带有幽默和讽刺的双重特性。就幽默来看，延津人生来喜欢说笑话，“笑话”与延津密不可分，不管怎样，“延津还是以笑为主” [2] 。花二娘曾经是爱说笑话的冷幽族的一员，来到延津后仍喜欢去梦中听人讲笑话；明亮的父亲陈长杰与母亲樱桃是因“笑话”结缘，主要是陈长杰的幽默吸引了樱桃；再有，樱桃的死竟是为了一把韭菜，令人啼笑皆非；樱桃的魂魄为了去到武汉而附在李延生身上，在李延生看来，“这本身倒是个笑话” [2] ；书中并未明确表示明亮是一个爱笑话的人，但明亮因马小萌却被延津人所耻笑，本与笑话并无过多纠葛的明亮，到头来自己也成了笑话。

小说看似是在写笑话，但这些笑话背后却带有极大的讽刺性。但“我们又很难在《一日三秋》中找到一个明确的讽刺对象，或许刘震云试图讽刺的是尚不理想的生活状态，这种讽刺主要是道德性的” [13] 。陈长杰和樱桃是剧中的法海和白娘子，却在现实中成为了夫妻，而这一家人的结局都令人揪心。陈长杰因樱桃的死背井离乡，庸庸碌碌一辈子；明亮的一生可谓与他名字的寓意背道而驰，满怀壮志却无奈退学，娶了老婆后又被迫与延津“离婚”，后来在梦中更是将老婆的悲惨遭遇作为笑话说给花二娘听，可这个笑话是他一辈子的伤痛；花二娘在延津等了三千年，殊不知等的人早已去世，自己等人也等成了笑话；花二郎来到延津因听了延津人的笑话，不慎被鱼刺卡到，算是被笑话卡死了，但没有一个人敢在梦里把这件事当成笑话讲给花二娘听，而“这才是延津最大的笑话” [2] 。

于喜剧中寓有反讽性，使书中的黑色幽默发挥到了极致。主人公明亮，自然是喜剧性与讽刺性最强烈的人物，通过明亮身上的反讽性，我们也能理解这种讽刺为何是一种“道德性”的讽刺。明亮被迫辍学，其主要原因是继母的强势、父亲的懦弱和养父母的无奈，出于现实考虑，这些家长都靠放弃明亮的学业来换取自身家庭的安宁，从道德层面来看，无论何种原因让一个孩子辍学，始终是不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明亮娶妻后，因为自己老婆的丑事被曝光，明亮实际上也觉得并不光彩，为了不受同乡人的道德歧视，不得不带着老婆去到西安谋生；当然，最让明亮倍感道德不安的，是在梦中为保命将老婆的不幸遭遇当成黄色笑话说给花二娘听，在这里，明亮深深受到了道德上的谴责。可见，在引人发笑的时候，作者是将人物的伤口撕裂开来，才达到了这种谑与讽并存的效果。

什么叫做“小人物”呢？“在广泛的定义中，小人物往往指的是一些社会地位较低、生活较为困苦的人群，而这一形象在进入文学领域后，好像就被贴上了贫穷、落后的标签” [14] 。明亮身上具有鲜明的小人物特征，这恰与前文提到的“反英雄”特征相吻合。笔者在这里主要探讨的是造成明亮生存困境的主要因素。首先是物质因素，父母并没有带给明亮富足的物质条件，明亮和众多普通儿童一样，平凡的成长。直到后来辍学打工，而辍学的原因归根到底是物质方面的缺失，倘若明亮的父亲继续给抚养费，养父母慷慨的继续供他上学，或许明亮的人生会有所不同。但物质资料的缺失，无法再支撑明亮上学读书，明亮只能离开学校，自力更生。在后二十年中，明亮创业的结果虽说越来越成功，但这笔钱是来源于马小萌在北京打工挣的钱，没有这笔钱，明亮不会有后来的事业有成。

其次是精神方面的因素。“在刘震云的创作中，他一直聚焦小人物的精神世界，展现了小人物孤独以及漂泊不定的命运。” [14] 并且，“在书写中，刘震云首先聚焦在小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并且将视野集中在小人物与现实的关系、自身的人际关系中” [14] 。明亮精神的异化就主要是通过明亮的生活环境及人际关系得以体现。明亮曾在他的物理参考书上写下“立足延津，放眼世界”、“让延津一中到哈佛，天堑变通途” [2] 的豪言壮语，当时明亮志向远大、成绩优秀，奈何只能退学，他的同学郭子凯成绩没他好，却一直读研读博，还出国找了工作，这种学业有成的人生何尝不是明亮曾经的远大理想。但这种美好理想却早已被生活磨灭，尤其是在西安遭受欺负时，蒙生出的杀人念头，“他准备拿刀回菜市场，把孙二货杀了。杀顺了手，顺便把四海也杀了” [2] 。这里展现了明亮精神世界的崩溃，这种精神的异化足以将人逼到杀人的地步。

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双重折磨与打击，使明亮这个小人物在生活的洪流中举步维艰。物质的匮乏，使明亮不得不牺牲学业和前途去向生活低头，与曾经有着远大志向的自己渐行渐远，乃至沦为一个炖猪蹄的厨子。精神的异化，更使明亮彻底沦为生活中的小人物，他为了生活在社会底层中苦苦挣扎，但生活却始终没有宽容他，使他受人欺凌，丧失尊严，直至忘却曾经的理想，沦为普通家庭中的一员，而恶势力的羞辱使他甚至想要靠杀人来一雪前耻。在这样双重压力下，作者将明亮身上的小人物特征血淋淋的呈现出来，他不仅仅是身份低微、生活困苦，在物质和精神上更是遭到了极大的折磨。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便不仅仅是“活着”这一简单的困境，而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作者塑造明亮，是要将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更清晰、直观的表现出来，使读者意识到小人物真正的生存困境。

到最后，作者写到“多少人用命堆出来的笑话，还不是血书吗？” [2] 直接点明小说的情感基调是悲调的，书中人的命运也是悲剧性的。明亮身边的大多数人他们也都只是社会中的小人物，他们的身上也带有明显的悲剧性。花二娘本来作为一个柔情似水的小姑娘，却因等心上人生生等成了一座山，没等到人来，反而被人附身，陪着那人听了三千多年的笑话，可见花二娘自己也是百般无奈；樱桃嫁给陈长杰后，到头来因为一把韭菜而上吊，讽刺至极；陈长杰劳累一辈子，早早丧妻，晚年想做生意却血本无归，还身患重病；李延生本本分分的一个人，到晚年居然不幸患上了骨髓炎，自杀未遂后还摔断了腿；马小萌一个小姑娘，在家受继父骚扰，谈恋爱又被抛弃，去北京做的是见不得光的工作，回到家乡还被人揭露打工内情，遭受他人唾弃。

主人公明亮身上的悲剧性更是显而易见，他的悲剧性表现得最为强烈的是他的孤独。他是普通劳苦大众的一员，刘震云曾提到“更大的孤独实际上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存在于劳苦大众中间，他们从事的体力活动越是繁重，那么他们精神上的孤独感便越是强烈。” [15] 因此作者在表现明亮的孤独时，并没有时刻描写他内心的孤独，而是在写到他进入社会工作后，才将他内心的孤独逐渐显露出来。当时明亮主要的工作是剔猪毛，工作量大，即使“手老在水里泡着，冻肿了” [2] 也没想过放弃，有空闲时，总是一个人呆着，也是在这时，开始独自一人吹笛，笛声中有他的孤独，这种孤独且不再是个人的孤独，是对环境中所有的人和事感到陌生，“笛子随意吹起来，竟吹起了对延津的陌生” [2] 。对从小生长的地方感到陌生和失望，何其悲哀。

这些小人物所共同具有的悲剧性上，有着共同的虚无感和宿命感。“在刘震云的创作中，时常充斥着存在的虚无感和宿命感，这种虚无感不仅包括历史的虚无，还包括小说中人物的虚无。” [16] 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没有身份和地位，与生活中的种种苦难做着顽强的斗争，却终究不能改变自我的悲剧命运，只能痛苦而虚无的活着。陈长杰丧妻后的背井离乡，晚年想靠做生意发财，但干什么赔什么，最后的两万块也被骗走，还把自己气病了，到头来是一场空；樱桃死后还不得安生，要凑齐五十个笑话才能超生，后来魂魄在武汉流入长江后去了哪里没人知道，明亮悟出她的去处竟是“没有”；花二娘等了花二郎三千年之久，却始终等不到，把自己等成了一座山。凡此种种，都是用小人物的命堆砌而成，是他们的悲剧，让小人物存在的意义得到了升华。

《一日三秋》通过以明亮为主的一系列小人物，展现了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底层中小人物的真实精神面貌，这些小人物身上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可以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等观察到民族大众的心理世界。“如果说日常生活是社会的外在身体，那么，社会心理则是社会的内在灵魂。刘震云作品借助社会关系来映照社会精神生态面貌，更以之为中心，深入人们的深层情感和精神世界，挖掘和揭示其背后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一心理世界的主体就是‘孤独’” [17] 。这种孤独在书中的主人公明亮身上表现得最为明确，能让读者极其明显的感知出来，而明亮周围其他小人物身上同样具有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特征，虽不似明亮这般显而易见，但这种隐藏在深处的孤独，才更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这种带有同一性的民族大众心理，具体表现在不同的人物身上又呈现出差异性和多样性。明亮的孤独是一种对于亲情的渴望和不懈追求，他一直在寻找理想的亲情，以摆脱这种折磨人的孤独，却始终无法摆脱；樱桃的孤独是死后灵魂仍得不到解脱的孤独，只能在虚幻世界中孤独的飘零；陈长杰的孤独是他对自我尊严的寻找，但一辈子终究是碌碌无为；花二娘的孤独则是等待的孤独，一人苦等三千年却没有结果；书中还有一个人郭子凯，他的孤独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孤独，他顺利考上大学，并且硕博连读，最后还出了国，娶了外国人作媳妇，本应极为圆满的一个人物，但自古忠孝两难全，无法将自己的父亲接去英国照顾，甚至自嘲“我最没出息了。我来英国这么多年，也没让我爸来一趟，现在想让他来，他也傻了。” [2] 即使事业有成，但怪时间不对，不能真正做到圆满。

刘震云立足延津，通过书中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向广大读者揭示一直以来存在百姓心中的一种共同民族文化心理，这种揭示，是刘震云对自己故乡的思考，同时也是对民族文化的思考与探寻，更是对社会中小人物的存在价值的一种挖掘与肯定。“刘震云自文学创作伊始，持续推进对中国人内心状态与精神世界的追问。及至《一日三秋》，他将世俗日常与神鬼戏梦等量齐观，在多重世界的想象秩序中寻觅人的位置。” [18] 在刘震云的创作中，他不再聚焦传统的英雄人物，而是将更多的目光投注在小人物身上，通过这些小人物与亲人、朋友和周围其他人的社会交往，含而不露地体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淡漠与疏离，那种想亲近却始终无法直达心底的沟通与联系。现实生活的种种阻隔，让这些小人物在社会生活中持续“孤独”，从而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这种民族文化心理，是刘震云思索的结果，也是他在小人物身上发现的大价值，这种大价值足以穿透书本，穿透小说人物形象，来映照现实的世界和社会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