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关系是武术传统师徒关系的模拟机制，师与‘父’同构、徒与‘儿’同构” [1] 。这种师徒关系有利于传统武术拳种的深度传承，技法和道德是传统武术传承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师徒两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指导、训练授受武艺，这是当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师生以及教练员，在传承过程中难以收获的缘由，传统武术的“源流有序、拳理明晰”的前喻文化传播链随固定化教学时间的学校师生、运动成绩唯一论的教练员而产生裂隙。在古代，各流派之间忌讳主动将长时间总结积累的技术与血缘之外的人，即使以切磋技艺为由也只是为自己技术的实效性进行检验，并不能达到“推心置腹”的交流；在现代，在校师生的“武术传承仅限于固定的三年或四年的学制种” [2] ，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关系也是建立在提高运动成绩，若比赛成绩与期望成绩不符，授受一方可能被人代替，更不用说能够师承“绝技”，因此，师徒关系的变化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传统武术的传承内容。

“场域具有文化在传承中的关系网络以及传承氛围等诸多特性，各种文化样态的传承有一定的传承场域” [3] 。观照传统武术的并喻的传承阶段，由于在拳场中武功技艺传授多对多的关系，部分传承人原理原乡场域，呈现出本土武术和原乡武术，造成传统武术在他文化场域之中的生存和适应问题：“对传统武术本土化发展，是出于情结还是理性的现实思考” [4] 。以上提出的现实思考引起以志趣为纽带联结的场域质化，并与传统武术师徒同构的传承范式相迥异，地缘和趣缘对传承场域的质化是建立在空间的纵向延伸，并将结构空间性与一维性相糅合，使得短期内较为稳定的东西发生变化，即传承保障制度在社会结构变迁中缺位，传承的场域环境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地域武术、村落武术的微观实践脱离原乡场域的传承平台，存在传统武术传承的空间被挤压、传承理念落后和技术体系繁杂等问题。

人作为传承的载体，不管是武术技艺还是武术文化的传承，都需要通过人来传承。传统拳种的师徒、学校师生、武校的教练员和运动员正是传统武术的传承人。但由于竞技武术追求难、美、高，且传统武术的评判没有量化标准，规则大都延用竞技武术的标准，缺失传统武术的最精髓的东西，技术体系难以适应比赛，按照武术的传统样式和自身发展规律，武术人在技艺的传承实践之中参与感逐渐减弱，技艺传习主体也从传统的“形、神、意、气”走向“难、美、高”。后喻传承技艺顺势落在了下一代传承人的肩上，这种代际传承的现象映射了传统武术文化基因的延续，其易造成的结果却是传承者与被传承者的位置变得模糊现象，传承内容传递与接收凸显差异性，了解、经历和吸收发生变革，使原先处于被教化者地位的传承主体“反客为主” [5] ，与作为母体的拳种逐渐脱离，充当起教化者的角色。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种方式无法突破传承主体内场武艺和外场武艺的桎梏，更无法破除传统和竞技之间的二对立。

在社会学中，文化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称为文化滞差，在文化传承过程中，传授者对所传之物象，要建立专门技艺传承的业务能力以及基础的长期体认、系统化传授的实践过程，在代与代之间继替的传承方式中，传统武术文化传承本身止于技能的单向延续，而缺乏从“道、术、器”文化过程性继替中回答“如何传”和“如何承”的问题。“文化的本质是个人通过依赖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来确立自己的理想信念” [6] ，传统武术更多的是依托民间自行组织并伴盈利性舞台演出的传承方式，其师徒传承方式不再是“必须‘遵师命，守师训’的师为徒纲” [1] ，师徒技艺传承的也不是唯一范式，显然技能凌驾于精神之上。除此之外，武术教学内容是根据学校教学任务安排或教师申请课程，学生没有自主选择学习内容的权力，因此，“在师徒式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转变过程中，武术的一些技能及相关的理论知识脱离了学生的生活实际，不能转化为他们实际生活中的思想和行为，无法理解武术的意义” [7] 。总之，在现代社会文化形态的变迁下传统武术的文化底蕴不断趋向疏离，使传统武术活态传承链条在本土武艺式微中逐渐柔弱。

拳场是传统武术技艺生存的物理和精神空间，技艺的传承需要通过一定的空间，传统武术在古早是以村落为主要拳场，村落群众都要聚在一起交流、切磋技艺，近几年，传统武术传承的空间结构由公共空间过渡到学校和各类培训机构，以地方拳为名建立的武校和开设校本课程的现代学校的越来越多。因此，传统武术生存空间结构间滞差，传统武术的生存场域结构发展失衡，传统武术的空间环境逐渐坍驰，致使同一个拳种的不同传承支系相伴而生的村落传承场域难以为继，引发“何地传”和“何地承”的问题，除此之外，学校教育的异容使传统武术的内容消减和外来技艺的涌入，以直接的、快餐式的输入挤压生存空间结构性联结失衡。

“人也是传承的载体，满足传承的基本代际前提是构成一个传承单位，即文化技艺‘传承链环’至少要经历三代人之间的两次延传，传统武术在社会上的传承方法主要通过言传身教进行，主体是师父和徒弟” [8] ，现代学校和武校的主体是老师和学生、教练和运动员，聚焦 “传什么”和“承什么”的问题。传承人自身能动性的将传承身份认同的纵深化叠加，对传统武术拳种文化进行反哺建构，并没有把传承意识和责任内化，尤其是面对竞技武术越来越讲究规范化的变化过程中，技术动作更注重的是竞技元素而不是强调传统美，教练员注重的是运动员的成绩，使传统武术内容纯技能化趋向，传承主体对于坚守武术传承违背传统武术发展规律，也可以看作是传统武术的自我褫夺。

传承内容是传统武术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传统武术面临文化传承链条断裂的危机，因此，建构传统武术话语理应革新其师徒关系，抑糟粕、扬精华，师徒传承、师生传承、教练员与运动员以传承武术为主要目的。“武术中的各种技术技法，是形式与内容的要素” [9] 。在传承武术文化价值的同时延伸传统武术技术体系，强调文化象征的身体行为习得，以武育人。通过各地武术协会平台，邀请老拳师，根植门派根基，观照武术传统技与艺的真实与完整，在学校、武校教学过程中提取武术的技击精华，如形意、八卦等较为传统化的推手，让徒弟、学生、运动员了解武术技法与文化价值，从长远的角度来关注并重构文化发展，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继续建立生存和延续保障体系。

传承场域也是传统武术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生存空间是武术人践履传承使命所营构的场域，能真实、生态地呈现传统武术，因此，如何更好地进行传承延续是现代场域应当慎思，用武术的发展增加中华民族的文化指纹和画笔，从微观和宏观层面重铸传承技艺，消除生存的后顾之忧，如利用节假日时间举办传统武术表演赛、观摩会等；加强修复传统拳种的村落和古建筑群落，减少传承人因传承场域而造成的“技艺离土”；加强建立公共空间，削弱传统套路在招式体系和训练方式上出现的记忆分歧和习练差异；维护生存空间，保护个体记忆和文本心得、保护村落内部居住的文化载体。

传承主体还是传统武术延续的最重要的因素。“传统武术的传承主要任务和目标是先去保持‘人’，而不是先去保持文化” [10] 。传承人的生存路径现代化寻绎是当下面临的最大困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传统武术代际传承的线性延续。传承主体在生存和传承中被迫选择生存，使守望传统武术的主体不自觉的弱化入门程序，导致传承主体的结构松散。因此，应将传承延续的中心放在稳固传承主体的核心利益上，为进行传承的实践而消除生存之忧。当然，在市场化的发展模式中，仅凭传承人个体的一腔热血不足以维系一个武术门户的延续。所以，应调节传承机制，让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平行发展，使传统武术在民间既可以吸纳传承主体又可以实现传承价值，通过传承主体“质量上乘”使传统武术传承主体更加坚定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