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养老金制度本身的结构来看，刘妍(2020)指出，当前我国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失衡：第一支撑(基本养老金)占据着极其显著的优势，而第二个支撑(职业发展基金，包含企业年金、职位年费)以及第三支撑(私人养老)的增长却远远落后。由于第二支柱的职业养老金覆盖范围有限，使得许多中国公民难以享受到这一福利；另一方面，第三支柱的建立才刚刚开始，但是由于个人储蓄养老计划的落实不足，使得可以投入的财政投入相对较少，真正用于养老的储备资金较少 [1] 。由于“空账”有限的社会统筹账户，无法满足“老人”和“中人”的养老金需求，这两笔费用的增加使得社会统筹账户的财务压力加剧，因此，战兴乐(2020)指出，为了确保“空账”的有效实施，以及确保“老人”和“中人”的正常发展，各级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通过调整和优化个人账户基金，以弥补财务上的空白，并确保“空账”的有效实施。由于高昂的改革费用，使得许多个体的财务状况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这也就是个人账户“空账”的根本原因 [2] 。

个人养老金政策的参保门槛较低，凡是参保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居民都是个人养老金政策的受众群体，均可自愿参保个人养老金保险政策。

从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问题来看，董克用(2020)养老金体系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结构不均衡，挑战是财务不可持续；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挑战是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供给不足 [3] 。孟腊梅(2019)深入探讨了当前养老保险基金安全管理的现状，并详细剖析了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最终，他以有效防止养老金欺诈冒领为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实用的安全管理建议，最后从有效预防养老金欺诈冒领为视角提出了安全管理的几点建议 [4] 。

为深入了解上海居民对个人养老金政策的满意度情况，需对当前个人养老金政策的目标实现程度及其面临的制约因素进行全面分析，为此，必须走入社区。

本次问卷共设计了50道题，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基本情况”、“政策满意情况”。首先，“基本情况”是指采集受访者的居住地、年龄、性别、身体健康状况、文化程度、职业(在职或退休前)、月平均工资等基本信息。其次，“政策满意情况”的部分是从受访者参保个人养老金的角度出发，围绕“满意度”来设计问题，包括目前上海居民对个人养老金政策的认知程度、满意程度以及期望程度。

问卷发现上海居民对于个人养老金政策的参与度偏低且对于其实施效应满意度不高，基于此，可以通过分析居民参与个人养老制度的制约因素以提高其参与度与满意度。最后了解上海居民对于个人养老金政策的期望程度，如，是否希望扩宽投资渠道、提高投资收益、增加其他方面的优惠等。

本次调查研究采用线上发放调研问卷与线下访谈相结合的方式，线上发放问卷主要以网络问卷发放的形式研究样本，针对“上海居民个人养老金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主题，共发放并整理550份问卷样本。在本次线下访谈研究中，综合运用了半结构化访谈与深度访谈方法，针对“上海居民对个人养老金政策满意度”这一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并对选定的个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旨在获取更为深入的了解。

本研究针对人口特征的异质性，综合运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对上海市各区域社区居民进行了调查研究 [5] 。为探讨不同区域居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对养老金政策满意度的潜在影响，依据上海市的行政区划及人口分布密度占比，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三个层次：中心城区、半中心半郊区以及郊区。其中，中心城区包括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长宁区、杨浦区及虹口区，半中心区半郊区为浦东新区，郊区包括宝山区，嘉定区，闵行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金山区。根据中心城区、半中心区半郊区以及郊区这三个层次的人口占比分别按照26.9%、23.1%以及50%进行抽样，分别得到了中心城区148份样本、半中心区半郊区127份样本、郊区275份样本。同时，根据年龄将研究对象进行分层：青年组(18~35岁)、中年组(36~59岁)、老年组(60岁及以上)，重点聚焦于25~60岁已参与劳动市场的适龄群体。在每一层次中随机抽取样本，以确保样本集能够反映不同特征居民的多样性，从而增强研究结果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为精准的决策参考。

1) 调研对象的居住地及年龄分组情况

根据 图1 中的数据可知，在上海市各区进行的调研中，不同年龄段的调研对象里，中年组(35~59岁)占据了最大比例，达到45%。这一结果揭示了中年群体对个人养老金政策的高度关注。相对而言，老年组(60岁及以上)在调研对象中的比例最低，仅为25%，这可能暗示了老年人对个人养老金政策的兴趣相对较低。青年组(18岁~35岁)的比例处于中等水平，为20%。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推断，在上海适龄劳动人口中，有工作且有工作意愿的居民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施情况表现出较大关注度。此现象可能源于该群体正处于职业生涯的黄金期，对于未来养老问题的关注更为迫切。他们期望通过对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细节的深入了解，为自身的养老生活进行充分的规划。因此，该群体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高度关注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

2) 调研对象其他基本情况

根据 表1 中数据所示，调研对象的月平均收入均值为3.32，处于良好水平。同时，在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估中，居民普遍表现出介于亚健康与健康之间的状态。本次调研的居民年龄平均值为45岁，该年龄段的居民大多处于职业生涯的中期，面临家庭与工作的双重压力。进一步的调研结果显示，居民的学历水平主要集中在大专或本科学历，表明他们普遍接受过较高层次的教育，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和认知能力。在家庭结构方面，大多数居民的家庭育有1至2名子女。

根据 表2 ，为深化对影响因素的理解，本研究进一步细致分析了居民对个人养老金政策满意度的各个维度。分析结果表明，居民对个人养老金政策的整体满意度偏低，其均值为2.67分，这反映出居民对现行政策普遍持有保留态度。在个人养老金期限较长且期中无法提取的维度上，居民的认同度相对较高，均值达到3.6分，表明居民普遍认同该政策限制了他们的资金流动性。在政策优惠力度方面，居民的认同度较低，均值为3.1分，这可能表明居民认为政策的优惠措施不足以激发他们积极参与的兴趣。最后，在自负盈亏压力的维度上，居民的认同度最高，均值为4.2分，这可能与居民对个人养老金投资风险的担忧有关。这些研究发现为后续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了依据。

综合分析表明，受访者在自我评估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及收入水平方面表现出较为良好的特征。上海市居民对于个人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保意识及参与意愿普遍较高，但参保的实际覆盖率并不理想。即便如此，在参保参与度不尽如人意的背景下，受访者对于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仍抱有较高的期待。基于此，本研究认为针对上海市居民个人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策略尚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并可望提出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议。

笔者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施路径在可控范围内进行了简短个人访谈。将问卷调研数据结合访谈内容可得以下几点。其次，受访者不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主要有三类原因：第一，优惠力度不够吸引人；第二，有其他获利更多的理财选择；第三，期限长，期中不能取出。因此这三大理由需要在制定政策建议时被纳入考虑。接着，有受访者提出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信任问题。因为不清楚是否个人养老金制度能带来切实的优惠，对此，笔者认为在保护制度的建立上存在优化空间。同时，一些受访者在访谈或问卷调查的开放性问题中提出了宣传和监督不足的现象。最后，一些受访者指出，现有的个人养老金投资渠道大多保守，无法解决实际问题，这进一步推动了笔者所提倡的投资服务平台的建立和优化。

提出假设：“期限长，期中不能取出”、“优惠力度不够吸引人”、“自负盈亏压力大”这些政策特征对“居民对个人养老金政策的满意度”具有负面影响。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居民对个人养老金政策的满意度，设为y，问卷中选项以有序变量1~5对满意度赋值。其中1分代表最低，5分代表最高，数值越大表示居民对个人养老金政策越满意。具体的分类为1表示非常不满意、2表示不满意、3表示一般、4表示满意、5表示非常满意。可得上海居民对当前的个人养老金政策的满意度较低，为2.31。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设为x，通过问卷中的提问“您认为阻碍个人养老金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是什么？”的回答来衡量，归纳得出的政策特征包括个人养老金政策“期限长，期中不能取出”、“优惠力度不够吸引人”、“自负盈亏压力大”。选项以有序变量1~5来赋值，1表示强烈不认同，2表示不认同，3表示一般，4表示认同，5表示强烈认同。

3) 控制变量

为了更精确地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对居民对个人养老金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本文基于问卷数据的可获得性，从个人特征这一角度出发，选取了性别、年龄、学历以及生育情况等关键因素作为控制变量。通过这些变量的引入，我们能够更细致地探讨它们对居民满意度的具体影响，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为科学的决策依据。性别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属性，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对养老金政策的看法和满意度。年龄作为时间的积累，反映了居民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需求和期望，因此对养老金政策的满意度也会有所不同。学历水平则反映了居民的知识背景和对政策的理解能力，这可能会对其满意度产生影响。最后，生育情况作为家庭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可能会对居民对养老金政策的满意度产生影响。

根据政策特征层面，影响居民对个人养老金政策满意度的变量，本文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来探讨影响居民对个人养老保险政策满意度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具体了解该因素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从而针对性地提出优化路径。设多元Logistic回归方程为：

$y=\text{Logit}\left(P_j\right)=\ln \frac{P_j}{1-P_j}={\alpha }_j+{\displaystyle \underset{j=1}{\overset{k}{\sum }}{b}_j}{x}_j+{\displaystyle \underset{j=1}{\overset{k}{\sum }}{b}_j}{\text{Control}}_j+\mu$

其中， $P_j$表示居民对个人养老金政策满意度为j的概率 $\left(j=1,2,3,\cdot \cdot \cdot ,j\right)$，即因变量y； $x_1,x_2,\cdot \cdot \cdot ,x_i$为解释变量，即自变量； ${\alpha }_j$为多元Logistic变量的截距项， ${\text{Control}}_j$为模型的控制变量，μ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b_1,\cdot \cdot \cdot ,b_i$为标准化的偏斜率系数。

设y为居民对于个人养老金政策的满意程度，为“自负盈亏，压力大”， $x_2$为“期限长，不能在期中取出”， $x_3$为“优惠力度不够吸引人”。

1) 影响居民对个人养老金政策满意度的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根据 表3 分析可得，居民对于个人养老金政策的满意度与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具体来看，居民认为“自负盈亏，压力大”与“期限长，不能在期中取出”之间的相关性最强，相关系数为−0.998，显著性水平为0.000，呈显著负相关，表明这两个因素对居民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最大。此外，“有其他获利渠道”与“门槛太高”“优惠力度不够吸引人”之间的相关性也较高，相关系数分别为−0.995和−0.599，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说明居民在考虑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时，这些因素同样起到了重要的阻碍作用。

2) 影响居民对个人养老金政策满意度的各因素之间的多元回归方程

见 表4 分析确认，根据该函数模型的R-square值，采用此函数模型预测上海市居民养老金制度的实施效果具备合理性。进一步通过模型分析，三个关键因素的Sig值均小于0.05，表明它们均通过了统计检验，具有显著意义，具体包括“自负盈亏，压力大”、“期限长，无法中途支取”，以及“优惠力度缺乏吸引力”。具体而言，在居民参与个人养老金政策的过程中，针对“自负盈亏，压力大”这一因素，需强化个人养老金运营监管机制，确保养老金资金安全与稳定，以减轻居民心理负担，增强其参与养老金制度的信心。此外，针对“期限长，无法中途支取”的问题，需合理运营个人养老金资金，保障其保值增值，避免基金贬值风险。最后，针对“优惠力度缺乏吸引力”的问题，政府在制定个人养老金政策时，应兼顾“公平”与“效率”，更多地向普通工薪阶层倾斜，以促进收入再分配的公平性，从而提高政策的吸引力。通过上述措施，旨在显著提升居民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参与度和满意度，进而推动整个养老金制度的健康发展。

为了更有效地提升民众对个人养老金政策的满意度，政府应当采取财政措施，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并进一步放宽个人养老金的税前减免标准，以此激发居民的参保积极性 [6] 。同时，个人养老金政策应构建一套能够根据社会平均收入变动而调整的减免机制 [7] 。依据参保率及其增长率、个人养老金基金规模及其增长态势，以及税前减免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政府可灵活调整税收优惠政策，确保政策的灵活应变与适时调整 [8] 。例如，随着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的提升，税收减免标准亦应相应上调，以吸引更多民众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此外，政府需定期发布个人养老金政策的评估报告，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展现政策成效，进而增强民众对政策的信赖感。同时，政府亦应考虑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额外的税收减免，以促进社会公平，确保个人养老金政策的广泛惠及。通过上述举措，将能够切实提升民众对个人养老金政策的满意度，推动养老金制度的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国内民众对于养老的风险意识仍较为欠缺，且过分追求短期回报，这有碍个人养老金的长期发展 [9] 。

基于此，要加强对个人养老金减免政策的宣传和解释工作，提高广大参保人员的政策认同度和满意度。政府应该加大对居民养老方面长期投资的教育力度，如，对于长期投资的优势、回报率等等。而对于长期投资可能存在的货币贬值风险，也要采取积极的手段，如提供相应的风险教育和管理策略，帮助民众建立正确的投资观念。同时，政府可以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发更多适合长期投资的养老金产品，以满足不同风险偏好和投资需求的民众。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施与推广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政府层面，要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有序发展的原则，不断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和可持续的多层次、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推动发展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适合市情实际的个人养老金制度 [10] 。在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要注重各支柱间的平衡，个人养老金制度要与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业)年金相衔接，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养老保险需要 [11] 。此外，政府也需要加大对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宣传效应，合理运用信息化的网络平台，使得居民能通过多种渠道了解个人养老金政策 [12] 。

在我国，当前阶段，养老投资市场的主导产品仍为短期理财产品，此现象与我国养老投资市场的既有状况紧密相连 [13] 。长期以来，我国养老投资市场主要依托银行存款，投资者对于养老投资的认知程度尚显不足，且市场中金融投资产品类型较为单一，缺乏针对不同年龄、收入及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而设计的长期养老投资产品。为应对民众多样化的养老需求，金融机构亟需不断创新，丰富金融投资产品的种类，以适应不同年龄、收入及风险承受能力人群的特定需求 [14] 。在产品设计层面，需深入考量投资者的实际需求，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投资产品，并着力推动长期养老投资产品的发展，提升投资者对养老投资的认知水平，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构建一个公平、透明且多元化的养老投资市场环境 [15] 。如此，我国养老投资市场方能更好地服务于广大民众的养老需求，为我国老龄化社会的稳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面对复杂市场环境，需构建有效的相对收益率担保体系和风险管理体系，确保投资者收益最大化 [16] 。个人养老金作为重要投资项目，需政府支持与指导。为确保长期稳定增长，需构建合理的相对收益率抵押体系，有效管理风险。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个人养老金成为必要投资选择。收益与成本的平衡至关重要。简化管理流程，减少运营主体，提高交易便捷性，控制运营成本，确保更大优势。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推行依赖于公众的广泛认同。在加入个人养老金制度之前，公众需通过多元化的信息渠道对该制度进行深入了解，并积极做出响应 [17] 。在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时，应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等官方统一的线上服务平台或商业银行渠道，开设个人养老金账户。

在参与个人养老金保险的过程中，公众应培养稳健的投资心态，确立长期投资的策略，以抵御短期市场波动的干扰 [18] 。同时，应从宏观和科学的视角深化对养老金投资的理解，以便能够以客观和理性的态度审视投资产品，并积极将投资理念转变为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

在选择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时，投资者必须全面评估产品的风险与收益特性，以实现二者之间的均衡，进而做出审慎的投资决策 [19] 。避免盲目跟风和冲动投资，以确保投资基金的稳定增长。

面对个人养老金金融产品，投资者应基于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审慎的评估，并做出明智的投资选择 [20] 。不同金融产品的运作机制和风险收益特征存在显著差异 [21] 。因此，投资者应综合考虑自身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收入水平以及风险承受能力等因素，以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例如，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高且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投资者，可以适当提高基金类产品的投资比例，尽管这可能带来较高的风险，但预期收益也相对较高；而对于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且处于职业生涯晚期的投资者，则更适宜增加储蓄类产品的投资比例，以保障养老金投资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就业问题作为社会民生领域中最为重大和基础的议题，其首要任务在于解决就业质量的提升问题，即从确保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到实现劳动者的劳动价值最大化 [22] 。在劳动力市场中，达到法定劳动年龄并具备劳动能力的居民应树立充分就业的意识，积极回应并执行充分就业政策，主动融入劳动力市场。此外，居民需不断提升个人职业技能和市场竞争力，深入了解市场需求，积极探寻就业机会，并保持优秀的沟通技巧与团队合作能力，以实现就业观念的转变。同时，应主动掌握市场需求信息，包括就业市场的具体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