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威廉斯是一名美国作家、出版人、学者。他的主要作品有《斯通纳》《屠夫十字镇》《奥古斯都》等，《斯通纳》则明显呈现出了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对抗关系。现代性议题的核心，在于深入剖析启蒙的双重面向：重申启蒙的重要性与重审启蒙的有限性。一方面启蒙引领了现代性的诞生，彰显出主体性意识与理性精神对于历史进步与时代变革之必要性，另一方面，自启蒙以降，现代性之路并非坦荡无阻，而是布满挑战与困境，主体性的过度强化与理性的非理性运用，已使现代性陷入一系列危机与困境的漩涡之中。在该小说中，作者约翰·威廉斯揭露了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启蒙现代性缔造的异化社会，表达了对于该社会背景下自我迷失、人性失衡的现代人的深切担忧。

但是审美现代性对于启蒙现代性造成的困境有救赎的作用。卡林内斯库提出，审美现代性是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概念”，它对立于“传统”，对峙于“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也对立于它本身，因为它将“自身设想为一种新的传统或权威” [1] 。换言之，审美现代性能够反抗启蒙现代性的高压，对抗工具理性的盛行。斯通纳诠释了对于资产阶级平庸的价值观和庸人哲学的反抗，他热衷于自己从事的文学，不屑于参与其他无谓的争斗。更进一步来说，美学具有“救赎”功能，拯救了斯通纳的整个人生。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倾听自我的呼声”，强调“高峰体验”，不啻是一种真正的审美现代性的诉求。

理性主义与主体性乃是“现代性”的最初的质的规定性，这种“现代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启蒙现代性”。“现代性”这个概念侧重精神层面，它指的是启蒙思想导引下的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人文理性 [2] 。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在物质生产劳动越发成为一种异化劳动时，劳动者也愈发被一种异己的力量所压抑。在列斐伏尔看来，异化不仅表现在社会与个人之间、人的理性与本能之间，而且还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中的异化表现为单调重复、缺乏激情、无聊平庸。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常生活趋于稳定、结构化和功能化，因而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列费伏尔把这种日常生活的社会称之为“受控的消费科层社会”，其特征体现为作为人类认知和知识一般形式的理性越发地趋向于纯粹的科层化形式，消费压倒了生产，这就导致了日常生活必然处于总体统治和商品化之中 [3] 。

当斯通纳回顾早年在布恩维尔农场的经历时，他想起他世代务农的祖辈，“他们过着卑贱、辛苦、坚忍的生活，他们共同的道德信仰就是把自己的脸交给一个严苛不公的世界，那一张张脸毫无表情，生硬又荒凉”。但是这种冷漠、绝望不仅仅体现在身份低微、生活困苦的农民脸上，他“从很多人脸上都可以看到那种永恒的冷漠与荒凉，好像在凝视一道深渊”，“他仿佛看见了从孩提时就熟悉的那种无所不在的绝望的信号” [4] 。尽管城市和农村的所见所闻、生活方式截然不同，但是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每天都遭遇相同的事物。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平均状态”，这是“一种常人的生存论性质。常人本质上就是为这种平均状态而存在的” [5] 。

“常人”往往缺乏激情，他们失去了对冒险的兴趣，存在着一种适应陈规旧习的趋向。以斯通纳的好友戈登为例，斯通纳对他的评价是“远远地畏缩进生活的序列中” [4] 。沃尔克事件中，戈登清楚地知道沃尔克不够格留在大学里，但是作为院长，他为了英语系的安宁甘愿牺牲大学的纯洁性，选择跟他的系主任劳曼克思站在一边，对沃尔克的不够格选择性地包容。在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日益支配着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条件下，戈登选择用包容沃尔克换来英语系的安宁与稳定，但是却忽略了对公平正义的坚守，漠视了大学精神的价值。工具理性是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工具(手段)的有用性，从而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服务。然而工具理性的盛行却招致不安，本该由其他标准确定的事情，却要按照“利益–代价”分析决定，公平、正义都要被产出的最大化要求蒙蔽。

但是斯通纳与他们不一样，他认为沃尔克必须为自己的懒惰和不诚实以及物质忍受痛苦。他不顾自己的前途，拒绝对沃尔克的论文答辩放水，为的就是不让他心中神圣的文学蒙受庸人之害。斯通纳内心饱含对美的追求，文学的热爱，对教师这个职业的敬意，他认为自己“深植于大学这个机构的审慎的信仰”是他自己所拥有的全部，所以他为了维护大学的纯洁性坚决不肯对沃尔克通融。因为一心向往文学，所以他潜心教书育人和科研工作，想要提升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却对英语系主任这样的行政头衔毫不在乎。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的科层化和惯例化，日常生活越来越趋向于规章对人的统治。弗洛伊德把这种发展趋向归结为文明的代价，感性的、本真的、快乐原则受到了空前的压抑，理性的、规范的和工具性的生存状态愈益主导人们的生存。

尽管对于斯通纳个人来说，他可以选择不追求体制内的晋升，但毫无疑问体制一直在束缚着他的行为、压抑着他的精神。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学校、职场亦或是家庭，专业化和管理化都已经普遍实现。学校有校规，职场有规章，甚至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娱乐休闲都倾向于追求大众潮流，可以也看作是有章可循。韦伯把这种日常生活形象地比作一个“铁笼”，由于人的各个方面都受限于各种“规章”，逐渐消磨了人的意志和个性的机能。斯通纳在把沃尔克挤出攻读英文专业研究生学位的这场战斗没有成功，随之而来的是系主任劳曼克思的各种恶意安排和区别对待。他撤掉斯通纳喜欢并擅长的文学课，反之给他安排了基础写作课，还把上课时间排得非常零散。生活的压力开始在他身上鞭出一条又一条的痕迹，“他还是能够辨认出由于一场轻微的打击而窜到身上的这些变化”。

启蒙现代性的过度发展带来的社会异化，日常生活的压抑重复，导致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失守以及道德情操的缺失。沉溺于物质文明给予现代人的物质享受时，人们势必会被趋同的、同质化的文化侵蚀和蛀空精神性，致使人们视野被蒙蔽，对于未来的严重威胁视而不见。约翰·威廉斯揭示了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启蒙现代性造成的异化社会，批判了资本主义对现代社会文明的入侵和蚕食。

启蒙现代性过度宣扬主体性，一味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以及个人世俗价值的实现，招致了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与人类精神世界的荒芜的恶果。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切指出启蒙造就了新的理性神话，使人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席勒认为现代人深陷人性分裂的沼泽，感性冲动与形式冲动互相分离；尔库赛则对发达工业社会中失去批判性的“单向度的人”表示担忧。

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由于理性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工具理性盛行，但是人并未收获真正的自由，其感性冲动反遭压抑，人们囚禁于官僚化、体制化、机械化的牢笼中，导致了“社会的性格毫无差别，整个社会陷入了统一的生活模式，个性存在被夷平” [6] 。列费伏尔发现，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分化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个体及其有机的社群生活和本真的交互主体性相分离，人变得越来越孤独和内向，意识分裂为公共的自我和私人的自我两个层面。社会互动关系趋向于纯粹的实用主义，受制于生产和市场的要求，人们的大多数生活时间受到僵化的、固定的社会角色和自觉行为与意识的制约，人们并不完全了解自己的生活性质。

伊迪丝就在父母的教育之下，把自己框在了“南方淑女”的社会角色里，寻找不到自己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伊迪丝出生在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她是母亲的独生女，母亲是一位自命不凡的南方淑女，父亲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很重要，孤独成为“她生命中最早的状态之一” [4] 。在一个内在价值和需求不断被忽视、情感不断被压抑的环境中长大，她是自己家庭、阶级和社会的受害者。这三个方面共同作用造成了她情感上的真空和内心的空虚，这使得她后来成为丈夫斯通纳和女儿格蕾丝的受害者。

南方淑女是旧南方种植园经济的产物，那里的统治阶级种植园主主张让女性处于一种依赖状态，于是南方淑女们成为了精致的附属品。这些女性受到清教主义的严格约束，被灌输了要忠诚于家庭以及顺从男人的思想。这种文化扭曲了她们的本性，使她们走向了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伊迪丝接受斯通纳的求婚，其实是因为她非常渴望逃离她的家庭，嫁给斯通纳显然是实现这一目标最简单的方法。她早年的家庭和生活经历是一片精神荒原，孤独和疏离一直陪伴着她，她所接受的教育只会加剧她的情感不育。家庭、婚姻和性对她来说只是她成年后要承担的义务。父母将伊迪丝按南方淑女的模板培养，将她变成了一个工具性的存在，而忽略和漠视了她的情感和精神追求。

被如此培养长大的伊迪丝，追求物质享受是她唯一容易把握的生活秩序，而精神世界的荒芜却经常让她倍感空虚。所以，伊迪丝渴望住进一个大房子，而当她开始找房子时，似乎“她的病立即得到了治愈” [4] 。找房子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赋予了她原有生活模式的秩序感，暂时填补了她内心的空虚。同样，后来她还尝试加入剧团，学习绘画，学习雕塑，学习钢琴，为慈善机构筹集资金。但是她都很快就放弃了，因为她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她是南方文化和父权制的牺牲品。她是斯通纳的妻子，她父母的女儿，格蕾丝的母亲，但她从来都不是她自己。而这正是她一直接受的教育:她存在的唯一合理性，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女性的期望。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商品交换的原则成为社会活动的最基本原则，一切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披上了“物–物”关系的外衣。约翰·威廉斯揭露了工具理性盛行之下中自我的迷失以及人际关系的异化。自我迷失指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异化的人际关系则表现为自我与他人之间疏离、对立甚至敌对的关系。伊迪丝既自我迷失，找不到自己的精神支柱，同时又不断树立自己与斯通纳互相敌对的关系。

依据韦伯的社会学分析，现代社会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宗教的衰落，二是价值领域的分化和独立。与日益发达的物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的精神上是愈发没有依托，伊迪丝就是没有精神支柱的代表人物。而斯通纳则拥有根深蒂固的理想主义信仰和对人文主义的热情，使得她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深刻。这种活力正是伊迪丝一直在寻找却徒劳无功的东西。一段时间以来，她确实在寻求改变，改变了说话的语气、穿衣风格，甚至学会了吸烟。如果她早一点知道，真正珍贵的宝藏埋藏在思想、灵魂和精神中，而不是她的衣服、香水和珠宝中，她可能会改写她注定要失败的悲剧。

伊迪丝利用斯通纳摆脱了自己的原生家庭，却无法建立自己健康的家庭。她自觉或不自觉地嫉妒斯通纳对文学的热爱以及格蕾丝和斯通纳之间的亲情，因为她无法爱任何人或任何事。所以她侵入格蕾丝的生活，她接管了格蕾丝的教育，强迫她成为一个善于交际的、淑女的人，尽管这违背了格蕾丝的天性。她一直是“南方淑女”式教育的受害者，现在她又把这种令人窒息的教育强加给她的女儿。后来，当格蕾丝意外地怀孕时，她表现得歇斯底里、愤怒，并宣称这是因为斯通纳的血。伊迪丝在她的文化中被教导要纯洁和性纯洁，婚前性行为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可原谅的。伊迪丝不顾格蕾丝的意愿，要求格蕾丝嫁给孩子的父亲，尽管她们几乎都不认识那个男人。多年后，当斯通纳和格蕾丝谈起这件事时，格蕾丝说：“我想我是故意怀孕的，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我想我甚至都不知道多么想，多么想离开这里。” [4] 格蕾丝就像她妈妈一样，用婚姻的方式逃离了自己的原生家庭，然而她们又都建立了另一个新的令人窒息的家庭来伤害别人，这就像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悲剧循环。

韦伯提醒我们：“艺术都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功能。它提供了一种从日常生活的千篇一律中解脱出来的救赎，尤其是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主义那不断增长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的救赎。” [7] 在科学的认知–工具理性和伦理的道德–实践理性的广泛压抑之下，人们“有一种从垂死的、惯例的、工具化的文明的常规形式中使经验恢复的广泛的热望” [8] 。王尔德看出来艺术对生活的深刻作用，针对典型的单调、风俗和奴役、习惯的专制，艺术具有振聋发聩的功能和瓦解的力量 [9] 。各位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把审美看成是冲破工具理性宰制之网、获得自由与解放的极其重要的途径。

小说的主人公威廉·斯通纳一家世代务农，故事的转折发生在父亲送斯通纳去大学读农学，在那里，斯通纳邂逅了文学，随后他便弃农从文。农学属于技术学科，其理论可以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而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却很难将这些知识转化为直接有用的东西。但是，“虽说体现出某种‘无用’，这种‘无用’却是‘无用之用’，是一种‘大用’。” [10] 尽管文学不能教会你如何种地、如何赚钱，但是能够提升生存质量、增长人生智慧、健全个人品格。

如果我们把时间回溯到把斯通纳引上文学之路的那节英国文学概论课，回想这节课带给斯通纳的巨大震撼和全新体验：他好奇地看着他们，好像以前没有见过这些同学，好像自己离他们很远又很近 [4] 。甚至接下来的课程中，连他曾历经辛苦记住的土壤化学课的笔记都感到陌生了。这种现象什克洛夫斯基称之为“陌生化”：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 [11] 。文学刷新了斯通纳对于人、事物和周围环境的认知，使其对于原本熟悉之物有了更加深刻和新奇的认识。而斯隆老师的那句“莎士比亚先生穿越三百年在跟你讲话”，使这首十四行诗在斯通纳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这使得斯通纳的“陌生化”感受不仅仅停留在对外物的新认识，而是向内发展为对自我的全新认知，开始以从未有过的方式感知自己。

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系统，人有五种基本的需要，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和归属的希望、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人在满足低一层的需要后，便会将更高一层的需要作为追求的目标。在姨妈家虽然需要干农活以抵消食宿费，但是斯通纳确实满足了吃喝休息的生理需要；在哥伦比亚的这所大学里他邂逅了文学，在文学世界找到了他的安全感，在教师这个职业上看见了他光明又确定的未来；随后他在妻子伊迪丝那里寻求爱和归属但失败了，但所幸的是他还有过和女儿格蕾斯互相陪伴治愈的一段时光；更进一步，在伊迪丝离开的那段时间，斯通纳发生了一些真正的改变，来上他的课的学生和来他书房谈话的学生日益增多，他赢得了学生们的信任和尊重，感觉内心聚集起来某种温暖又坚定的威严感；最终，截止到伊迪丝开始深度干涉斯通纳的生活之前，以上五种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产生了自我实现感。

当我们将需要理论和另一个重要概念“高峰体验”结合起来理解时，我们便能更深入地理解美学的真谛。高峰体验来自审美感受，来自创造冲动和创造激情，它带有明显的美学性质，所以可以将其看作是“自我实现”状态的典型感受。马斯洛认为它具有某种和谐机能，弥合了日常现实中的种种分裂和对抗。马斯洛眼里“高峰体验”的特征为：感到自己处在能力的巅峰，最完美地运用了自己的全部智能；倍感自己处于负责的、主动的和创造的中心，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摆脱了阻碍、抑制、畏惧、怀疑，体验到价值感、自我承认、自爱、自尊等 [12] 。斯通纳在满足自己五个需要后，即在伊迪丝离开那段时间里，超越了日常生活的无聊平庸、琐碎枯燥，达到了“高峰体验”的境界。家庭生活中，虽然斯通纳对她的改变仍会感到意外，但是已经不会像从前那样感动了，格蕾斯也带给他治愈和爱；职场生活里，他更是如鱼得水，不仅赢得了学生的尊重，更燃起了对科研的热爱，在教书和科研中找到了自我存在的意义。这正是审美对精神的解放功能，美学日益转化为生存的体验和精神的求索，成为人生智慧和高尚人格。

歌德曾经说过：“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 [13] 斯通纳曾经试图通过文学来躲避现实世界的压迫，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来超越日常生活的琐碎。但是当生活的负荷过于沉重时，也许会有连美学都无法拯救的片刻，就像沃尔克事件后斯通纳有过短暂的迷失。然而，斯通纳之所以能被称为“平凡中的勇者”，是因为他看透生活的本质，认清自己的有限后，依然热爱生活，依然固执地和这个世界对抗。历经千帆后，“他又回到那个从来不曾背叛自己的唯一的生活中。他发现，即使在绝望中，自己都没有太远离那种生活。” [4] 就连他生命的最后，他手里紧握的还是那本他自己写的书，“而且，他知道，自己的一小部分，他无法否认，已经在其中，而且将永远在其中。” [4]

约翰·威廉斯不仅批判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启蒙现代性造成的社会异化、自我迷失、生存荒诞，还为深陷泥沼中的人们开辟出一条救赎之路：追求诗意人生。文学自从进入斯通纳的生活后，便贯穿他的一整个人生，可以称他的人生为“诗意的生存”。审美现代性所要追求的就是以审美来反击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对人的压制与囚困，意图使人通过审美对工具理性进行突围，得到救赎、实现自由和解放。诗意的生存就是用美学的观点来观察自我与身边事物，最终完成自我的实现。通过把美学思想引入自己的生活，斯通纳超越了日常生活的无聊平庸、琐碎枯燥，成功塑造了自己的生活，完成了自我实现。

现代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作为其中对立的两极而存在，却又统一于现代性这一集合概念当中。具体到威廉斯的创作中，他以审美的态度介入社会现实，对启蒙现代性进行了多方面的“祛魅”。《斯通纳》深刻揭示了工具理性主导下的社会对于审美以及人性的压抑，压迫已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在职场生活中亦或是家庭生活中都难以逃脱。但是小说中的斯通纳无论是经历了职场受挫，文学理想的几次被迫中断，或者是家庭生活中伊迪丝的屡次刁难，他始终都能重拾自己仅有的“审慎的信仰”。约翰·威廉斯隐含着对启蒙现代性所造成的异化社会的批判、对人类自我迷失的担忧以及对审美救赎的苦苦追寻，这正是其地域小说的审美现代性的内涵所在。审美可以对抗平凡刻板的现实，抵御中产阶级的平庸和物欲。文学松动了斯通纳刻板的日常生活，将他把生活和职场的双重压力中解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