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英国当代文坛三大巨匠”之一的朱利安·巴恩斯，其作品多聚焦于对相同主题的探索，如“历史可否再现、爱情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等”( [1] : p. 226)。作为一直将文学视为讲述真相的最佳方式的作家，“巴恩斯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话题，比如个人历史、记忆、死亡、婚姻、生存危机等方面”( [2] : p. 90)。朱利安·巴恩斯的名作——《英格兰，英格兰》通过独特的创作手法和叙事内容给予了读者非凡的阅读体验，展现了女主人公玛莎跨越童年、成年、老年的人生历程与最终结局。玛莎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始终无法逃离男性主导的伦理环境的禁锢，自我意志不断受到打压和控制。女性主义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兴起于欧美的文学批评方法，持续关注并深入探讨性别问题，致力于对父权社会传统提出反思与挑战，秉承“改造充满性别压迫的文化乃至最终改造社会的实践宗旨”( [3] : p. 29)。本文将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对玛莎自我建构的历程进行系统的论述，从而阐述男权社会对女性自我建构的摧残和女性获得话语权的必要性。

玛莎在成长的早期阶段遭受的精神创伤为她后来人生轨迹中出现的偏差和承受的痛苦埋下了隐患，玛莎在童年时期遭受的心理创伤主要源自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缺失所导致的自我建构受到侵蚀。幼年时的玛莎喜爱玩由各个郡组成的英格兰拼图，每当某一块郡的拼图缺失时，“一股悲伤、挫败和失望的情绪就会笼罩着她”( [4] : p. 9)。玛莎的父亲总是能将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找到并帮助她完成拼图，“她的拼图，她的英格兰，她的心灵，又完整如初了”( [4] : p. 9)。当玛莎的父亲背叛家庭后，天真的玛莎却认为父亲的出走是自己将某一块拼图弄丢的缘故，“而这都要怪她，因为她太粗心，或者太蠢啦，是她害得爸爸消失，害得妈妈难过，所以她不可以再粗心再犯蠢了，不然还会酿成此类大麻烦”( [4] : p. 9)。“玛莎对拼图所构建的虚拟身份有认同感，而且这种认同感影响自我的完整构建”( [5] : p. 205)。父亲的背叛和诺丁汉郡的缺失，也象征着玛莎幼小的心灵再也不能完整如初，而父亲的缺失正如永远不可能再完整的英格兰拼图给玛莎带来了从幼年一直延续的精神创伤。当父亲消失后，玛莎的母亲便向她传递了一个“真理”，即：“所有的男人要么是坏蛋要么是孬种，有的两者都是”( [4] : p. 22)。年幼的玛莎一直被母亲的这种思想所影响，故而当母亲总是频繁与不同的男人接触交往时，玛莎不仅担心失去父亲的她再次被母亲抛弃，还担心妈妈被这些所谓的“坏蛋”和“孬种”所伤害。每每看到母亲被车飞速带走，玛莎“总是觉得妈妈也打算消失”( [4] : p. 29)。当玛莎对于父亲的依恋随着父亲的消失愈发强烈之后，这种心理上的依赖和怀恋夹杂着内疚逐渐造就了玛莎缺乏爱与安全感的人物性格。

在玛莎二十五岁那年，父亲前来寻找她，面对玛莎关于“诺丁汉郡”拼图的盘问，父亲表示对此一无所知，“关于这件事，她永远都不会原谅他。她已经过了二十五岁，还会继续长大，长大，长大，比二十五岁年长许多，她会变得独立；可对于这件事，她永远不会原谅他”( [4] : p. 31)。玛莎得知父亲宁愿为了并不美好的生活也要抛弃自己和母亲，得知自己与父亲的亲情羁绊不过是自己单方面的一腔情愿之后，玛莎的自我建构在父亲出走的基础上再一次受到了重创。父亲所充当的男性角色极大地影响了玛莎对男性的初始看法，而父亲角色的缺失也导致了玛莎内心深处对于异性的爱与关怀的渴望，不再完整的英格兰地图注定了玛莎在记忆拼图中寻求自我建构却最终徒劳的结局。

纵观玛莎在入职皮特曼大厦前的情感经历，玛莎因受到母亲的影响在异性面前总是秉持着“男人不可靠，不能轻信”的态度，呈现出自信且理智的姿态。当青年时期的玛莎被朋友杰西卡背叛时，玛莎决定通过杰西卡的男朋友来完成对朋友兼叛徒的报复，并且玛莎已经发现“无论什么男孩，只要她不动心，她就一准能让他迷上自己”( [4] : p. 24)。当四十岁离异无子女的玛莎正式入职皮特曼大厦之前，她在面试期间就受到了来自首席执行官——杰克爵士作为男性领导的压迫。“在我们的社会秩序中，基本上未被人们检验过的甚至常常被否认的(然而已制度化的)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利统治女人”( [6] : p. 337)。杰克对玛莎的打压主要来自于杰克对女性的性别压迫，杰克声称自己是女性的大崇拜者，认为女性虽然不比男性更富理想主义，但却是更具备怀疑直觉的，所以杰克希望玛莎担当的角色是一个专职怀疑者，而非有真才实干的女性职员。但在杰克的威胁和贬低下，玛莎总是能够自信、理智地应对杰克的刁难和打击，并且能够以一种轻松自如的姿态面对自己的顶头上司。杰克试图引起玛莎的不安并打击她的信心，但在这场明晃晃的入职面试较量中，显然是玛莎占据了上风。玛莎始终都认为自己作为一名女性在任何方面都是和杰克绝对平等的，并不断争取获得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杰克权威话语权的建立除了表现在杰克和玛莎的正面对抗之外，还体现在后来与玛莎发生恋情的保罗上。保罗实际上可以称为打击玛莎女性人格健全的男性帮凶，并且给玛莎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创伤，深刻打击了玛莎的自我建构。

父亲的出走使得玛莎在对男性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也由于成长过程中男性角色的缺失对异性形成了强烈的情感依赖，而入职皮特曼大厦后与保罗的情感经历则是导致她最终自我建构失败的重要原因。玛莎起初对保罗的态度是极其冷淡的，“在皮特曼大厦的各色人等中，她未曾多留意保罗，或者只当他是个偶尔动弹一下的木头人”( [4] : p. 70)。然而随着二人的交往日益加深，玛莎对保罗的初始印象逐渐瓦解。保罗与其他男性与众不同的行为令玛莎感言“这种单纯的羞涩反倒刺痛了她”( [4] : p. 75)。叙述者和玛莎的对话清晰地体现了玛莎对保罗卸下心理防备的过程。当玛莎欲与比自己矮的保罗接吻时，她会暗暗决定下次穿低一点的鞋；玛莎觉得她尽可以在保罗面前肆无忌惮地说话，玛莎相信他不会吃惊也不会妒忌。当保罗小心地、尴尬地把他的人生展开给玛莎看后，玛莎和保罗的感情由于双方彼此的坦诚相待而逐渐升温。而玛莎则在与保罗交往的过程中，越发认为保罗能够给自己带来归属感，保罗的存在逐渐填补了玛莎内心深处男性角色缺失的空白。

但由于保罗对上司杰克爵士的过度尊崇和奉承让一向坦诚、不畏权势的玛莎心感无奈与厌烦，玛莎不禁烦恼为何爱总免不了有厌烦的一面紧紧相随，为何温柔总与恼怒密不可分。“她很想把杰克爵士留在办公室里。保罗却不停地把他带回家”( [4] : p. 108)。最终这种对于“第三者”天差地别的态度导致了他们感情的逐渐崩塌。男性领导的权威和话语权不仅打压着女性的自我意志，还潜移默化地诱导着男性下属对杰克爵士产生了屈服和顺从的潜意识。保罗不满玛莎对杰克的攻击和招惹，认为玛莎在杰克面前应该秉持从属和谦卑的态度。对保罗来说，杰克爵士是几近于神圣的，而玛莎坚定地认为生活和工作之间应该有严格的界限，保罗对杰克的过分崇拜引起了玛莎的反感和失落。玛莎唯有依靠自我欺骗，假装认为她和保罗的感情是真挚可靠的，以此坚守住历经波折建立起的自我认同感。当保罗和玛莎有约在先，保罗最后还是听从了杰克的命令，昙花一现的勇气又缩回了老鼠洞。保罗不介意在其他人面前被羞辱，但是即使他努力想要在玛莎面前塑造一个独立的、有胆识的男性形象，他终究在玛莎和杰克中选择了后者，“缺少主见的保罗俨然如屁股上盖着公司标志的皮特曼家的牲口”( [4] : p. 128)。在玛莎当上首席执行官后，她和保罗曾经这对“轰轰烈烈”的情侣开始貌合神离，保罗态度的转变令玛莎失望不已。“她在这里，孤身一人，毫无防备，没有距离、嘲讽、怀疑，她在这里，孤身一人，坦承心迹，渴望着，焦虑着，尽她的可能寻找欢乐。可它为何迟迟不来？”( [4] : p. 206)保罗曾经给予玛莎的归属感随着杰克爵士的实权不再也开始随之消逝，当玛莎代替杰克成为首席执行官之后，保罗却表明自己想念从前的老板以及玛莎出现前的一切。并且保罗将自己对玛莎情感的转变都归咎于玛莎，并声称：“你让我背叛杰克爵士，现在你又背叛了我。你不再爱我了，或者是不再那么爱我了，或者是不喜欢我了。你让事情变得真实。但仅仅是真实一阵儿。现在又回到从前的老样子了”( [4] : p. 261)。在玛莎晋升为保罗的直接上级之后，保罗并未对这一变动表现出喜悦之情。相反，双方身份与地位差距的进一步加剧，促使保罗以一种近乎自我辩护的心态，将他对玛莎的背叛行为归咎于对前任上司杰克爵士的忠诚。由此可见，保罗对玛莎的情感实则根植于权力和地位的土壤之中。一旦玛莎作为女性拥有超越男性的权力与地位，保罗便会因感受到男性主导权和控制权的丧失，而将内心的自卑与屈辱情绪转化为性别暴力，对玛莎实施性别压迫，并不断疏远玛莎，以维护自己作为男性的尊严与权威。

随着玛莎和保罗之间日益滋生无趣和疏远，玛莎搞砸演出的事情让他们的感情彻底破裂。玛莎被杰克赶出了怀特岛，而保罗则顺理成章地接替了玛莎成为首席执行官。“保罗和玛莎到头来只是一段转瞬即逝的插曲”( [4] : p. 265)，这对曾经甜蜜的恋人终究在时间的蔓延中走向了终结。杰克作为男性领导的打压、保罗享受身份地位时对玛莎的抛弃，让玛莎在被赶出怀特岛之后孤立无援。小说的第三部分虽然未曾提及玛莎从被迫离开怀特岛到重返老英格兰这段时期的经历，但读者依旧可以清晰地体会到那位昔日里意气风发、勇于担当的玛莎已然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过去时态。青春易逝，玛莎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自己辜负了曾经的玛莎。在玛莎结束数十年的漂泊，重返老英格兰时，她犹如一只归巢的候鸟，而非一味投奔故国的狂热者。正如小说中把旧英格兰描述为“昔日贵妇人，今日落魄女”一样，玛莎一生的经历正如曾经辉煌无比，但渐渐衰落以致被人遗忘的英格兰。玛莎自嘲道“未曾料想，人入暮年会获得健忘的特长”( [4] : p. 316)。老英格兰失去了自己的历史，其存在便失去了意义。身份就是记忆，“记忆是打开个人身份之门的钥匙”( [7] : p. 89)。曾经斗志昂扬的玛莎在丢失了曾经的记忆之后，也丢失了个人存在的意义，终究无法在记忆残缺的情况下完成对自我身份的建构。

在安吉利亚的初夏庆典之际，《英格兰，英格兰》步入了尾声，玛莎深陷于记忆缺失的虚幻中，始终无法逃离身份丢失的孤寂与悲凉。玛莎终其一生试图“不断地用个人记忆建构自身独立的主体性”( [8] : p. 101)，虽然玛莎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最终的结局尽是悲怆和孤独。“诺丁汉郡拼图既意味着国家的完整性，也意味着玛莎身份的完整和建构”( [9] : p. 47)。从玛莎的童年时期开始，其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受到了男性的影响。幼年时期，父亲对自己的无情抛弃；在皮特曼大厦任职时，遭受杰克爵士的人格贬低。即使玛莎努力维护自己独立理智的女性形象，但最终还是未能逃脱杰克对她命运的掌控。玛莎的入职和离职都受杰克随心所欲的控制，这种对女性职业生涯的任意操控，不仅揭示了玛莎个人在男权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也反映了整个女性群体在追求自我价值实现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障碍。玛莎的遭遇无疑是男权社会中女性无法摆脱的枷锁与女性普遍遭遇的真实写照。当玛莎卸下对男性的防备，认为保罗能够让自己安顿下来时，保罗却开始疏远她，最终抵挡不住权力地位的诱惑，抛弃了玛莎。玛莎自我建构的进程不断被男性所阻碍，拼图一块又一块地缺损，彻底宣告了玛莎自我建构的失败。玛莎在男性主宰的社会环境下，尽管试图跨越各种对女性的限制从而满足个人情感的需求并追求美好的生活，但其生活轨迹始终受男性的主导和控制，无法摆脱男权社会下被动的从属地位，最终只能成为无法掌握自我命运，无法完成女性自我建构的他者。玛莎的人生经历深刻体现了社会环境对女性话语权的漠视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人格的打压，彰显了作者本人对女性生存状况的关注及深刻的人文主义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