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青岛市崂山区的M村，村民收入以种植业、乡村旅游业为主，交通较为便利。但村中经常停电，电视、无线网络也时常连接不到信号。另外，近年来由于年轻一代大多选择外出就业、务工，因而村里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截至2024年6月，据村委会统计，这一比例约占全村人口的35%。在进行深入访谈前，笔者发动村干部、社区服务人员，向老人们发放纸质版调查问卷，并讲解填写标准。根据回收的有效问卷数量，按照现居M村、能自理、自愿接受的原则，将本次进行的访谈，共有8位访谈对象。均为现居住在M村、能自理的老年人，包含着访谈对象家庭结构、月收入等基本情况如 表1 所示。

在本次选定的8位访谈对象中，有三位老人没有智能手机或者其他智能数字设备。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仅具备通话、收听电台等基本功能的老年机。

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3年12月，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6.5%，较2022年12月提升4.6个百分点。但我国农村网民规模达3.26亿人，仅占网民整体的29.8% [3] 。以上数据表明，虽然网络管理部门已经在进行缩小城乡网络差距的工作，但短时间内仍要面临农村网络建设相对落后的局面。不仅仅是M村，相较于数字设施完备的城市，农村地区整体由于收入来源单一、地势偏僻等因素，智能设备普及率仍有待提高。

尽管这些老人都是本着自愿原则参加此次访谈活动，学会更好地使用智能数字设备。但随着访谈深入，笔者注意到他们对于实现数字融入的意识和渴望并不是非常强烈。

其中，2号老人表示：“我这人年轻时候也就喜欢看看电视、听听戏曲儿。平时出门也有免费的老年卡，远的地方我也去不了。我觉得有这么个结实抗摔的老年机，能跟孩子和几个朋友打打电话、听听戏曲解闷就够用了。”

5号、6号老人是一对夫妇，他们也表示：“我俩平时和儿子儿媳住一起，有什么需要手机操作的，他们就帮我们弄好了。”

而拥有智能手机的其余访谈对象，虽然在访谈过程中均能使用娱乐、通讯软件，如微信、抖音等。但对于进一步的数字融入和主动地进行数字化社会参与，则认为自己一把年纪，只需要掌握好智能设备的基本功能即可，应该把参与社会的机会留给年轻一代。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出现了诸如“AI换脸”等新型电信诈骗手段，更多的是关乎日常生活的各类网络谣言——既有“公务员停止招录”等公共政策的谣言，亦有“x月x日，某地一定会发生强烈地震”这种天灾方面的谣言。

8号老人说到：“我没啥文化，有了智能手机后，经常推送一些头条消息。你看，是不是跟电视台的新闻是一样吧。有了这个，我不用准时守着电视了。”

4号老人也表示：“我最近发现快手上的直播，卖的东西便宜多啦。原价八千多的手机，我花了999块就买到了！”而笔者在查看了几位老人口中的各种消息和商品，发现要么是一些营销号无科学依据的编造，要么是一些“三无产品”。

访谈对象明显对于网络中能接触到的大部分信息选择相信。缺少合理的数字辨析和质疑能力。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少则是被骗取钱财，重则可能威胁到老人们的安全等。

根据走访，M村目前20~35周岁年龄段的年轻人，为谋求更好的出路，多在外上学或就业。而村里60周岁，甚至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也多为与伴侣或兄弟姐妹居住。尽管有来自村委、志愿者等机构和群体给予的社会支持，但其支持网络类型单一，缺少非正式支持。本次访谈的8位访谈对象中，有5位目前处于独居或空巢的家庭结构，即独自居住或和伴侣一起居住。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人类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不可预见的挑战，这时就需要利用各种资源来应对这些挑战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社会资源的援助通常来源于家庭成员、朋友、同事以及邻里等。这种援助能够为我们提供力量，减轻外界环境对我们的不利影响，并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幸福感以及身心健康产生正面效果。从援助的来源来看，社会支持可以分为正式支持、非正式支持和准正式支持三大类。正式支持通常是指通过法律和政策提供的制度性保障。而非正式支持则涉及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交网络，如家庭、朋友、邻里和同事，以及社会团体、企业等提供的全面援助。准正式支持则主要指社区组织、居委会、老年活动中心、街道办事处等在生活、文化和物质方面为居民提供的社会服务和支持 [4] 。这里讨论的主要是非正式的社会支持，这与政府的正式政策支持有所区别。后者更侧重于通过培训和社会工作来帮助社会组织和工作者，特别关注于解决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即由于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的限制而产生的数字鸿沟。这类问题通常难以独立解决，需要社会工作者和同伴群体的支持来帮助弥合这一鸿沟。

随着经济发展，农村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或迁入城镇，导致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式微，空巢老人规模和比重持续增长。因此仅依靠老年群体的自我探索和朋辈合作，难以克服种种数字化困境。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镇，其中以农村务工青壮年为主。且未来可能人口还会继续向省会(首府)城市聚集 [5] 。

在访谈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几位老人虽然都能自理，但均有不同程度的老年疾病。如1号老人耳聋严重，需要多次重复问题；3号老人患有关节炎，雨天访谈时，总是一瘸一拐。另外，老人们一致认为，自己的记忆力和反应速度正在逐渐退化。

除了老年阶段会出现的各种生理性疾病或功能衰退外，根据《中医健康养生》，老年经常会出现记忆力下降，并有生理性和病理性之分。大部分都是生理性记忆力下降。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的皮质功能逐渐衰老退化，相应的记忆力等高级脑功能病理性的记忆力下降 [6] 。这些身心方面的功能退化，使得老年群体在适应和融入数字生活的过程中格外费力。

除了与几位访谈对象沟通，笔者还在M村的村委书记以及妇女主任的帮助下，查阅和了解到了M村近几年，60周岁以上的老人们的经济状况——由于年龄增大而带来的体力、记忆力下降，大部分老人的经济来源仅为种地、子女接济或养老保险金。其中，约有46.8%的老人的月收入不足900元。在本次访谈对象中，月收入在900元以内的老人，达到了访谈总量的75%。且这些收入多由救助金、售卖农作物所得而构成，提升空间较小。因此长久以来的低收入，造成了老人节俭、只买便宜商品的消费观念。

在这种低收入背景下，像访谈中的2号、5号和6号老人一样，认为购买智能数字设备价格高昂转而使用均价不到300元的老年机的不在少数。他们接触不到基本的智能数字设备，尚不用说克服数字困境、完全实现数字融入，单是社交、出行、就医等方面，或多或少都会遭遇一定不便。

在“数字中国”的建设号召下，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积极探索实践，深入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根据《2022年数字中国发展报告》，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信息系统覆盖全国48.9万个村委会 [7] 。

实际上，在像M村这种地势偏僻、缺少支柱性产业的农村地区，停电、无信号等问题仍旧存在，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的普及率和质量仍有提升空间。几位访谈对象表示，M村经常会停电，有时候还会因为集中整修，导致家里的WIFI没有信号等。如此条件下，对于老年人、乃至整个村民群体来说，无疑于是在迈入数字化生活的路上增设了障碍。如果能保障稳定的供电和网络通信质量，那么将能从客观、基础条件上为老人实现数字生存、融入而扫清障碍。

在收集访谈对象的基本资料时，这些老人中，大多都为初中或小学学历，当然也存在着高中毕业的相对“高学历”老人。在笔者提问和观察过程中，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几位对象，明显对智能手机的使用流畅度、对网络诈骗的套路等知识的掌握度，都明显要高于其余几位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对象。因而笔者推断，在M村的这组访谈对象中，个体的文化水平与他们的数字生存能力呈正相关。

根据我国教育部2020年统计数据，在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中，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比例约占38%，拥有小学学历的占比35.9%，而将统计范围聚焦在农村地区时，这两部分的占比更甚 [8] 。这些数字实际上也反映出，农村老年人整体文化水平较低。这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有的老人不识字或者文化水平有限，使用智能手机时，往往搞不明白操作步骤，更不必说掌握复杂的数字产品相关的法律知识和信息鉴别能力了。因而这些老年人难免成为电信诈骗的“重点对象”。

在社会工作的介入下，首先可借助“五社联动”的工作模式，相较于传统的“三社联动”，这一模式以社区为开展平台，社会工作者为工作支撑，同时将社会组织视作载体，配合着社区志愿者为辅助，最后以社会慈善资源做补充。而这一模式又包含了“联中动”以及“动中联”两种机制。

“联中动”机制强调的是在前期充分整合各方资源，确保资源能够高效、有序地投入到解决老年数字困境的工作中。通过组织村委会、志愿者团队、社会工作者以及慈善组织等各方力量，形成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针对老年群体的具体需求，如数字设备购买、网络使用培训、反诈骗教育等，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动中联”机制则侧重于在行动过程中不断调整和完善服务策略。通过定期收集老年群体的反馈，了解他们在适应数字化生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及时调整服务内容和方式，确保服务能够真正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同时，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互动活动，如数字技能比赛、健康讲座等，增强老年群体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促进他们在数字生活中的融入和归属感。

此外，五社联动模式还强调在解决老年数字困境的过程中，注重提升老年群体的自主性和参与度。通过培养老年群体的数字技能和信息素养，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利用数字资源，享受数字生活带来的便利。同时，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鼓励老年群体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归属感。在五社联动模式的指导下，可以期待老年数字困境得到有效解决，老年群体能够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生活，享受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服务。同时，这一模式也将为其他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具体来看，在开展“五社联动”以帮助农村的老年群体适应数字生活时，各农村社区是开展工作的区域，首先可以利用村落的已有资源，如数字信息、通信设施以及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等资源，为老人搭建稳固的数字生活平台；还可以依托社区的服务组织提供基础的数字技能培训和日常使用智能手机的指导，帮助老年人掌握基本的互联网使用技能。再者，社会工作者使用支持理论、社区工作等专业理论和工作模式，配合着招募的志愿者队伍，在村里定期开展数字生活的培训与科普。最后，跳出村子、放眼于社会。像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领导下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等社会慈善机构等社会资源，能够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响应下，助力农村老年人数字困境的破除。

在上述五社联动形式突破困境的过程中，社会工作专业及其工作者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不仅负责社区志愿者的招募、严格遴选以及提供精准的服务指导，还积极搜寻并申请包括慈善基金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同时，鉴于社会工作专业自身与时俱进的特质，他们定期对五社联动的成效进行深入评估，广泛收集来自各方的宝贵反馈和建议。基于这些评估结果和反馈，他们迅速且精准地调整和优化行动计划，确保五社联动能够持续、高效地推动社区发展。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助人自助的专业，关注的不仅是如何促进农村老年人克服数字困境，同时也侧重于帮助老年群体增能，获得数字素养的提升，长久性地实现数字生存与融入。

由于大部分农村老人知识水平、经济状况相近，在使用数字设备时遇到的困难重合率也很高。因此，社会工作者可以开展支持性的老年互助小组。按照小组工作的模式流程，可设计6~7节小组活动。根据设定的，帮助老人提高数字素养、实现数字生存与融入的小组目标，在村中招募年龄为60~80周岁的、使用智能数字产品有困难的老年人，在社区的党群活动中心或专门的老年活动中心，开展活动。另外，还需预先设计好评定标准，即怎样才算实现了数字生存与融入。

如若展开来讨论各节活动，则可以在第一节活动中，设计自我介绍等环节，帮助老人们彼此熟悉，同时也了解社会工作者的角色；而在接下来的几节活动中，分别预设各节活动的主题以及内容设定，如 表2 所示。

在完成上述活动后，工作者要安排结尾活动，组员们相互告别，并总结自己的体验和所学。需要注意每节活动后，工作者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总结和反思。如果能顺利完成，老人们的数字素养均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有利于他们过上更好的数字生活。

数字反哺，即年轻一代或数字技术熟练者帮助老年人或其他数字技术不熟练者提高数字技能，对于农村老年人实现数字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家庭是老人们长期、深度互动的微观环境，且与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相较于首属小组的成员来说更密切，所以惯常使用的数字反哺方式多为家庭内部的反哺 [9] 。虽然在农村地区，年轻一代多外出务工或求学，但仍有一部分老年人与自己的子女在村里同住。

因此，首先可运用家庭社会工作领域的方法，帮助家庭制作使用手册，针对家庭中的老年人，包含从智能手机的使用到老年人数字素养的提升，方便亲代在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正确地使用智能手机。待到老人们掌握了一定的数字技能后，可在村子里开展数字知识或操作的有奖竞赛，鼓励老人参加，以巩固数字技能。如此一来，也能呼应当代普惠社会服务强调的“一老一小”重点主体参与。

此外，考虑到子女不在身边的农村老人，笔者认为，可以依附社会支持理论，将入手点扩大至农村社区、甚至是社会层面，帮助数字素养较低的农村老年群体获得来自中观乃至宏观层面的数字反哺、社会资源与支持 [10] 。例如，在农村社区所在地区的高校里，定期通过媒体平台宣发或开展参与数字反哺讲座的形式，配合着高校内设立的志愿者队伍，定期到农村里对老人们数字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做解释与指导。相应地，智能设备制造商、相关市场监管部门，都可以考虑将“数字反哺”纳入数字产品的设计和使用层面。例如开发能够人工在线帮助老年人进行预约挂号、扫码点单等操作的教学软件等，让老人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