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声词是汉语词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字模仿使得声音在脑海中浮现。从语言层面而言，杨争光在叙事中充分利用了拟声词对事物或行动进行辅助描写，如“嘭嘭嘭”的敲门声；“咯吱咯吱”的木轮声；“吱哇”一声逃走的村民；李兆连浑身的血像烧开了一样“咕咚咕咚”直冒泡儿( [5] : p. 70)；蝗虫“咯喳喳咯喳喳”地啃食稻谷( [5] : p. 212)。对于原本是无声的事件，杨争光也使用了拟声词来表达感受与印象。眨眼明明是无声的动作，但《棺材铺》中多次用“啪叽啪叽”来形容杨明善眨眼的声音，使读者从视觉里获得了听觉的感觉。

此外，杨争光在声音描写中还使用了“听声类形”的艺术手法，即“以耳代目”，在听到声音后将其类比为视觉形象。《棺材铺》中，李兆连的牲口被放跑后，杨明善听见了长工们吆喝牲口的声音，“像风筝一样从镇子外边飘了过来”( [5] : p. 81)，声音的绵延性得到了视觉层面的体现；李兆连见到贵贵的尸体后，“声音像被风撕开的布条”( [5] : p. 91)，李兆连嘶哑的声音和悲痛的情绪都得到了形象描写，则使读者从听觉里获得了视觉的感觉。

不同于视觉叙事中直接对事物或人物行动进行描写，杨争光往往以声音作为故事的开始，或先描写声音再描写声音产生背后的人物行动，即“先声夺人”。

《黑风景》中充分利用了这种手法。故事以牲口的蹄脚声和西瓜的破裂声为开端；鳖娃去仁义家挑猪时，仁义尚未将猪抓出来，因此先听见“一阵凄厉的猪叫声”，再见“仁义两手攥着一头小猪的四条腿，从门里碎步跑了出来”( [5] : p. 114)；溜溜偷鸡被抓时，六姥家里的人先听见“溜溜的喊叫声”，再看见“德盛撕着溜溜走进来”( [5] : p. 131)；鳖娃在剁草时，先听见“一声手骨断裂的响声”，才看见“老眼的两只手离开了手腕”( [5] : p. 156)；小说也以声音事件作为结尾，村民先“听见了牲口走路的声音”，才发现“骡马寨子的土匪包围了村子”( [5] : p. 161)。结尾的马蹄声与开头的马蹄声构成了首尾呼应的叙事结构，也暗示着暴力的循环。

“听”是一种全天候、全方位和全身心的感知方式，在调用听觉的同时，我们还会调用想象力乃至视觉以形成画面，并进行推测和判断，即所谓的“闻声知情” [6] 。《棺材铺》中，李兆连喜欢听牲口的蹄脚声，早晨牲口出圈，走过新镇的街道，会在地上“踩出一阵结实的蹄脚声”，晚上走回来，也会踩出“同样结实的蹄脚声”( [5] : p. 80)。虽然李兆连并未直接看到牲口，但通过声音就能知道他的牲口安然无恙。《黑风景》中，种瓜人没有用眼睛看，而是用耳朵听( [5] : p. 109)：听见一阵阵牲口走路的声音——听见土匪摸过来了——听见西瓜破裂的声音，因而知道土匪来了而且在砸瓜。《驴队来到奉先畤》(下称《驴队》)中，芽子担心包子想去看他，周正良担心芽子安危于是劝她先在家里“听听动静”( [5] : p. 238)；包子并没有看见周正良来收粮却知道他当村长了，是因为他“听见锣声了”( [5] : p. 259)。

杨争光采用先声夺人或闻声知情的叙事手法，不让或先让人物去“看”而是“听”，是因为存在不便于看的情况(例如危险的存在、距离、身位等原因)，而声音的传播没有空间限制，往往能比图像先一步进入人的思维里，“听”的方法维持了叙事的进行。

谢弗指出，可以从“基调声”、“信号声”和“声标”三个方面分析音景 [2] 。基调声(keynote)标识了整个音景的调性，有助于烘托整体氛围；信号音(signals)用于传递信息、引起注意；声标(soundmark)则是音景中的特殊声音，反映音景特点。此外，“无声”也是重要的音景之一，这并非要求场景内的绝对无声，而是人物通过沉默而达到的相对无声。

三部小说中都存在反复出现或得到强调的特殊声音，成为小说音景中的标志性声音，奠定了整体叙事氛围。

《棺材铺》中反复出现的是杨明远棺材铺运作的声音。胡家与李家间因贵贵而起的小纠纷，让生意惨淡杨明远看见卖出棺材的希望，在挑拨胡为砸胡为当铺后，“刨子凿子斧子锯子一齐动了，棺材铺一片热闹的响声，一直响到深夜”( [5] : p. 71)；在几次挑拨无果后，杨明远干脆掐死了贵贵，将胡李两家的矛盾推向极端，确信会发生伤亡事件后，棺材铺又热闹起来，“刨子锯子凿子斧子声响得正欢”( [5] : p. 98)。制作棺材的声音实际上是对于死亡的召唤，这也正与棺材代表的死亡意义相契合。《黑风景》中的标志音则是六姥嚼胡萝卜的声音，这一声音是六姥对于集体决议的无言肯定或用于发出指示。在选定送谁给土匪、暗示来米爹适可而止、选谁送来米、让鳖娃杀老眼、让溜溜杀来米爹等时刻都出现了这一“不详的声音”，这种不祥的氛围也弥漫于文本之中。《驴队》的标志音则是蝗虫啃食粮食的声音，杨争光用“咯喳喳咯喳喳”加以描述，从字形到发音复原了蝗灾的恐怖，带有极强的压迫性。

音景内无声与有声之间的转换也是杨争光听觉叙事的重要特点，《棺材铺》中胡李两家械斗的音景( [5] : pp. 102-106)建构最为典型。

先是两声“哐哐”的开门声，幕布被拉开。两家人扛着崭新的铁器，潮水一样从门里涌出来后在马道相遇，但却并没有急着开打，而是像一群鳖一样互相瞅着。此时“黎明里响起了一阵紧张的喘气声”；随后杨明远带着棺材铺的工人将棺材抬来，发出了“脚步声”；担心伤亡的杨明善在瓦片上走来走去，发出“梆梆声”。至此，喘气声、脚步声、梆梆声构成了打斗开始前的基调声。三者为即将到来的打斗营造出压抑而又急迫的氛围。杨明善着急而踩出的“梆梆声”反而更像催促两家赶快进入主题的鼓点。紧接着稀泥的一声枪响——这一场景中的信号音，挑破了暗流涌动的平静假象，代表“正戏”开始了。马道里响起了“哗啦啦一片铁器戳穿肉体的声音”、“肋骨断裂的声音”、“嗷嗷的叫喊声”、“叭叭的枪声”、“咣咣的刀砍声”，各种声音糅合在一起，又形成了这一场景的标志音——打斗声音。最后随着人不断地倒下，一切又归于无声，只剩血腥味“无声”地盘旋。总体呈现出一种“无声–有声–无声”的交替过程。

《棺材铺》中贵贵剜土的声音“压迫”着杨明远( [5] : p. 89)，随着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急，杨明远最终杀了贵贵；胡为对请地痞流氓做保镖感到后悔，但院子里的吆喝声磨镰声“塞满”他的耳朵( [5] : p. 84)，逼迫他不得反悔；两家开战之后没有互相放狠话，而是用铁器淬火的当当声叮叮声滋滋声互相发出挑衅和震慑，同时也营造出紧张压抑的氛围。不同于视觉形象的接收存在诸多限制，声音更具有进攻性与压迫性，可以越过高墙对“躲避”的人物发出恐吓。面对蝗灾，农民只能躲在屋子里“仔细地听”、“耐心地听”、“听了三天三夜”却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驴队》中蝗虫“咯喳喳咯喳喳”啃食粮食的声音，不仅营造出恐怖与绝望的氛围，也描绘了农民对于粮食一点一点消失却无能为力的绝望。

《黑风景》中土匪也在利用西瓜不断破裂的声音来持续刺激种瓜人。这类声音往往是单调的、枯燥的、反复出现的，通过拟声词对于声音的复原，这种压迫也作用于读者之上。此外，《棺材铺》《黑风景》和《驴队》的标志音——即制作棺材、六姥嚼胡萝卜以及蝗灾的声音都属于不祥的声音，使故事笼罩于死亡氛围之中。

小说中出现了很多无声音景，《棺材铺》械斗前的对峙中只听得见彼此的喘气声；《驴队来到奉先畤》中被迫选举村长时只有抓纸蛋儿和出气的声音。两个无声场景都为即将到来的暴力与厄运营造出了紧张氛围。《黑风景》中来米爹死的时候，大家都“屏息静气”地看着他，直到“红色的泡沫一个个破灭净尽”( [5] : p. 133)。场景虽然无声，但因为悬念的存在，同样带来了压迫感，使读者的精神高度紧张。随着情节推进，来米爹死后村民开始装粮食，无声的环境中出现了声音，人物开始活动，紧张的氛围才有所缓解。

此外小说中也存在从有声音景到无声音景的转换。《驴队》中庆典中的奉先畤因土匪的到来从热闹陷入安静，“先收声的是浪笑，然后是鼓乐”，最后村民都“吱哇”一声逃走了，只剩下村长一个人( [5] : p. 227)。从有声到无声的变化，实现了氛围快速而极端的转换，松弛愉快的氛围又立刻被绷紧。《棺材铺》的打斗场景中，则因为人的接连死亡从纷繁嘈杂的打斗声一步步归入一种“死亡的寂静”，紧张的打斗氛围被平稳但沉重的氛围所替代，是由紧至松。松紧之间的自由转换体现了小说的张力。

《黑风景》中，六姥嚼胡萝卜的声音往往出现在集体讨论的开端与结尾处，有“一锤定音”之效，代表着上一叙事片段的结束和下一叙事片段的开始，以推动情节发展。其以土匪的蹄脚声作为结尾，则与小说开头一同构成循环，暗示了暴力的无止境。《棺材铺》中则通过制作棺材的声音暗示了愈发浓厚的死亡氛围。

此外，“先声夺人”手法对即将发生的情节提供了一种暗示，类似于“前奏”，为事件预先集中了读者的注意力，并引发一定的阅读期待和想象。

一方面，杨争光对于声音的运用对叙事起到了补充作用。“较之于提供视觉画面的叙述，摹写音景的事件信息中多了一些来自故事现场的声音，因而能够创造更为鲜活生动的叙述效果。” [3] 在音画同步进行时，声音的加入使得描写更加形象逼真；而在视觉“失效”时，听觉又代替视觉对正在进行的事件进行叙述。

另一方面，杨争光也利用听觉来对视觉“化简”，即不描写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依靠读者自主想象填补。如“闻声知情”手法“以耳代目”，用听觉代替视觉继续叙事。但由于听觉叙事的简约性和视觉叙事上的空白，读者需要通过发挥想象力来实现对事件原貌的复原。视觉层面的缺失为读者留下了更大更多的想象空间，读者需要边听边想，积极推测和想象接收到的声音信号，因而视觉上的缩略又从侧面对文本进行了补充。

小说中多次描写了“偷听”。《黑风景》中，鳖娃死亡的晚上，许多人都听见了可怕的响动，但大家都“坐在家里静静地听”( [5] : p. 160)；周正良“在家里听驴队的动静”。这两个场景中的人物都避免了在明处的直接冲突，而选择在暗处静观其变。偷看尚有距离和光线限制，也有被发现的风险，偷听则显得更为安全和有效。听觉对于信息传播距离范围的扩大所带来的安全性，实际上却展示了人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反映了人性的冷漠。

《黑风景》中，杀死鳖娃是集体决定，但最后只去了一部分人。虽然未直接参与到谋杀行动中，但旁听的这一行为意味着即使听到“可怕的响动”，也没有人对鳖娃伸出援手，甚至暗自“期待”着鳖娃的死亡。村民们为了将自己排除于凶手之外而免于道德谴责，却更反映出人性与道德的沦丧。《驴队》中，在驴队驮着尸体出现时，村民都跑光了，只剩下村长一个人面对土匪。因此不光是周正良，其余村民也进入到“偷听”的行列。明明都是村落的一份子，却在危难时刻“明哲保身”，急于保全自身不与土匪打照面，将村长置于危险境地，反映了人性的自私。通过“偷听”行为的描写，杨争光对人性恶的一面作出了暗示并提出批判。

此外，小说中的音景建构也体现了对人性冷漠、暴力的揭露。《黑风景》中来米爹奄奄一息时，众人围观而默不作声，而在来米爹死后，众人动身将粮食洗劫一空，一“静”一“闹”形成了鲜明对比，揭示其对个体生命的淡漠和内心的麻木冷漠。

小说中虽存在“有声”和“无声”两种声景，但二者都弥散着压迫的氛围。

一方面，小说中出现的声音都带有一定的压迫性质。《棺材铺》中制作棺材的声音是死亡对生命的“召唤”；《黑风景》中，六姥嚼胡萝卜的声音，是农村社会中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敲打”；《驴队》中，蝗虫啃食粮食的声音则是天灾对农民的蹂躏。杨争光小说中没有鸟语与虫鸣，反而塞满了枯燥单调的声音，其笔下的农村并不像传统想象中美好、宁静、和谐，而充斥着封建、愚昧与苦难。

另一方面，压迫感并未随着声音的消失而减弱。小说中塑造的“无声”声景也同样具有压迫感。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长老统治”这一概念，“每一个年长的人都握有强制年幼的人的教化权力” [7] ，因而《黑风景》中的决议出现的“集体沉默”，实际上是出于对六姥长老权力的服从，表现了农村社会和谐表面下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让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