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孙辈视角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同时拥有第三人称的全知效果。叙述者“我”的身份是男主人公余占鳌的孙子，豆官的儿子。故事主线“我的爷爷”余占鳌率领本地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时，“我的父亲”豆官年龄尚小，叙述者“我”也没有出生，无法亲身经历或见证书中的故事，书中故事来源多为作者事后调查或道听途说。作者以全知视角贯穿于故事之中，洞悉书中所有人物的所思所想，但并不参与书中故事情节，无法对故事情节造成任何影响，我们可以将这里的全知视角当作更好地转述情节的工具。通过孙辈的视角，作者能够更加自由地穿梭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打破传统的叙述顺序和叙事逻辑，给读者一种时空错乱之感。采用这样的写作视角也为读者保留了对故事情节的想象空间。

其次，孙辈视角可以激发读者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思考，包含作者对书中人物感性的评价。在《红高粱家族》中，“我的爷爷”余占鳌具有英雄与土匪的双重身份，是文中善恶一体的代表性人物，纵观他的生平事迹，可谓劣迹斑斑又可歌可泣。余占鳌出场便匪气十足，算不得光明磊落之人。与此相矛盾的是，“我”称赞爷爷为“传奇英雄”。余大牙糟蹋村里姑娘时，余占鳌大义灭亲处决亲叔，日寇屠杀百姓时，他带领村民奋起反抗，处处体现高密人民顽强的生命力和民族血性，实乃忠义双全。爷爷从日本归来，村里为他举办的典礼，县长对爷爷尊敬的态度，都表现出外界对余占鳌事迹的肯定。作者对民间英雄与土匪之间的界限进行了模糊化处理，余占鳌这一人物便是作者对传统价值观念提出的挑战。他并没有用主流价值观直接评判人物，而是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己感受与判断。这种处理方式增强了读者的主体性，让读者意识到英雄与土匪并不是绝对的对立面，而是存在于同一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不同侧面，达成了“感性评价”的目标。作者通过这种方式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多元性，是对传统文学的超越和创新。

人化与物化归属于比拟修辞，其构成是把物当人，或把人当物，或把A事物当作B事物来写。通常有增强语言的生动性、形象性和感染力的效果，亦有通俗易懂、活泼有趣地借物喻人、借人说理的作用。然而，莫言小说的比拟修辞远超一般的比拟修辞，具有强烈的审美冲击力。

物化，即将人当作动物来写，使人具备物体或动植物的某些特点。莫言在小说中常把人当作动物写，例如：罗汉大爷被日寇当众剥皮时，作者是从动物的角度来描写其惨状的。“大爷被剥成一个肉核后，肚子里的肠子蠢蠢欲动，一群群葱绿的苍蝇漫天飞舞。” [3] “躯干上的皮被剥了，肉跳，肉蹦，像只褪皮后的大青蛙。” [3] 作者对罗汉大爷受刑时的描写极致血腥与恐怖，前文塑造的“有血性、真硬汉”的罗汉大爷在这里变成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动物。“肉核”“褪皮后的大青蛙”等拟体的使用，给人强烈的感官冲击。此外，作者对“小姑姑香官”之死也有一定的描写：“他转过脸……拎住小姑姑像胡萝卜缨子一样的头发，把小姑姑从二奶奶怀里像从干结的土地上往外拔萝卜一样拔出来，用力一摔，摔在窗户上后，又反弹回炕上。” [3] 作者将小姑姑比作胡萝卜，运用“拎”“拔”“摔”等一系列不用于人身上的动词，描写出日寇行动之粗暴残虐。这些物化突显出人物遭遇的悲惨，传达出作者对广大人民群众任人宰割、命若草芥遭遇的深度思考，包含作者深切的同情。

作者是如此刻画“二奶奶恋儿”视角中的日寇：“他的尖削的嘴巴、嘴巴上那一撮漆黑的毛、他的鬼鬼祟祟的神情都与那只黄鼠狼酷肖，只不过它的形体更大，毛色更黄，神情更奸诈。” [3] 作者将日寇比作二奶奶曾经撞邪碰见的“黑嘴巴黄鼠狼”，神似的外貌与神态更能展现出日寇如同豺狼虎豹般狡猾、奸诈、邪恶，为后文二奶奶的悲惨命运埋下伏笔。

人化，即将动植物当作人来写，赋予动植物人的思想和行为。莫言在这本书中提到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各色人文风土，详细描写了多种动植物，并将动植物人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象征人类社会的狗群。

在小说中，作者使用隐喻手法，将狗群视为人类社会的象征，通过动物的视角来反映人的命运和情感，这种手法丰富了小说的内涵。文章中主要描写的狗有黑、绿、红三色，现实生活中狗的外貌很少有红的、绿的，作者通过给狗增添色彩，使读者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黑、绿、红三条狗作为“狗群三领袖”率领众狗与人类斗智斗勇，甚至差点将人类的围攻一举歼灭。“领袖”常用来形容人类的社会关系，这里把它赋予狗，说明狗群在当时也是有组织，有阶级的，狗群的世界就是人类现实社会的映照 [4] 。

“花脸小母狗站在红狗身后，驯良地摇晃着尾巴。绿狗对着红狗叫了一声，好像人类发出的一声冷笑。红狗对着绿狗叫了一声，好像人类对冷笑回报的冷笑。黑狗站在它昔日的两个伙伴之间，和事佬般地叫了一声。” [3] 作者非常巧妙地把人类经常发生的卑劣故事嫁接到狗身上，抢占民女、欺软怕硬、依附权贵的特性在狗身上演绎地淋漓尽致。

莫言创造性地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艺术，他曾坦言深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和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影响，简言之即魔幻现实主义和意识流小说的影响。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先驱詹姆斯所提出，归属心理学范畴。它强调意识活动的不间断性、超时间性和超空间性，这种“自由调度”的本领源于意识不受时空限制的特性，随后这一理论应用至文学领域，对作家的创作实践产生影响。在《红高粱家族》中，作者运用意识流手法，根据叙述主体“我”的意识活动安排情节的顺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使读者能够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自由穿梭，体验人物的内心世界。

《红高粱家族》通篇采用意识流手法，打破传统时间顺序，以孙辈内心独白的方式，在心理和意识层面的动态变化过程中，通过对现在、过去与未来时间线的解构与重组，使之相互交错、颠倒顺序并彼此渗透，进而使得人物当下的感知、过往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这三种心理现象得以重叠、交织，形成复杂的内心图景。基于此创造出一种非同寻常的文章结构，展现了时间与意识流动的独特关系。例如：莫言经常将故事划分为若干部分，在情节顺序中穿插追述、预述等内容。当涉及“我爷爷”、“我奶奶”年轻时代的故事时，过去的情境与现在的叙述相互交织，形成一种时空交错的线索，这里可以看出《喧哗与骚动》的影子。

莫言凭借其敏锐的感知力、丰富的想象力和大胆粗犷的笔力为读者创造了一个鲜活新奇的文学世界。行文时，意识流手法使场景迅速切换，莫言灵动的想象与主观情感一经结合，便产生了一系列奇异诡谲的意象。这是作者超常思维能力的体现，有利于读者在阅读时获得深入的阅读体验。

1955年2月，莫言在山东省高密县河涯乡平安庄(现高密市东北乡文化发展区平安村)一个农民家庭出生。粗粝的农村经历造就了莫言“乡土”的人生底色。因家庭贫困和成分问题，他小学五年级时辍学务农。幼年长期的饥饿与孤独深刻影响了莫言，这使他和故乡之间存在难以割舍的情感联系。此外，莫言有意识地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当作目标。他常以民间视角讲述民间故事，作品中格外偏重乡村意象。

高密文化最显著的特征是强烈的反抗精神。受福克纳虚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影响，莫言在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出“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地理名词，其对应的现实地域大致上是山东高密市区东北方向的几处街区。山东以齐鲁文化为代表，高密文化是务实、开放、兼容、礼义的齐文化的子文化之一。贺立华、杨守森在《怪才莫言》一书中论述道：“高密民间有着独特的世俗文化……高密人富于血性，高密大地上发生的抗德和抗日事迹，可歌可泣，永载史册……” [5] 。响马文化是齐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提及响马文化，《水浒传》中宋江、武松等人的形象便浮现在人们心中，他们的事迹流传至今，成为民间口口相传的草莽英雄代表。这些人物已成为英雄主义的象征性符号。齐文化的生动与活力，构成了英雄们成长的深厚文化土壤。抗战初期，高密民众以简单的武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激烈地斗争——孙家口伏击战，这是高密历史中不可磨灭的篇章。祖先的辉煌过去在莫言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不仅把历史事实搬进了作品里，还把高密反抗精神贯彻在他的人物中。以孙家口伏击战为背景，莫言在《红高粱》篇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作品中，面对日寇的大肆烧杀，以余占鳌为首的民间武装为保护家园冲锋陷阵。同年，日军强抓高密、平度、胶县民夫修建胶平公路。刘罗汉大爷不甘屈辱，杀死骡子后反抗逃跑，被日军抓获后剥皮折磨至死。他们凭借强烈的反抗精神成为抗击侵略者的英雄。

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对高粱的描绘，成功地将个人情感与民族记忆相融合，创造出一个既具地域特色又充满普遍意义的文学世界。红高粱是本篇小说的核心意象，蕴含丰富的象征意义。首先，从精神层面来说，高粱是中华民族生命和精神家园的象征，高粱深植于黑土地，是中华民族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写照。高粱是当地主要作物，粗糙的高粱米供养了一代又一代高密东北乡人，他们生于高粱，养于高粱，葬于高粱，两者密不可分。其次，高粱旺盛生命力和顽强的生长状态象征着祖辈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高粱历经侵略者的碾轧和战争的重创，年复一年地新生，始终挺立于高密东北乡。而那些靠吃高粱为生的村民，也都拥有着类似于红高粱的鲜明特征：生命力旺盛、坚韧、挺拔、团结。最后，红高粱象征着戴凤莲对自由和生命的渴望。高粱地承载着她诸多美好的回忆，既是她自由的起点，也是她生命的终点，她的热情和反叛精神与高粱的红色相呼应。

红高粱的退化，蕴含着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小说中，“纯种红高粱”是家族光荣的图腾和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而“杂种红高粱”则是现代都市虚伪、狡诈、贪婪、浮躁的象征 [6] 。在外多年，“我”重返故乡才惶恐地发现自己的精神世界早己变得如此贫瘠，更不幸的是，那些象征生命力、代表野性的纯种红高粱濒临绝种，被杂种高粱所取代。作者意识到当代社会对于人类内在强悍民族精神的侵蚀作用，对人类社会属性的空前强化和生命意识的逐渐减弱感到忧虑，渴望通过“红高粱精神”唤醒被当代社会生活遮蔽已久的生命意识。随着故事的发展，“纯种高粱”，“杂种高粱”的象征意义也在不断扩展和深化，成为连接过去和现在、个人和集体、生死和自由的桥梁。

在小说语言方面，陌生化技巧的使用增强了语言的新异性。陌生化技巧是作者小说创作中的有意追求，人们通常认为长篇小说语言之难，在于创造一种既具有鲜明个性又陌生化的语言。这种陌生化的语言并不是为了制造阅读困难，而是要将丰富的想象融入叙述语言，以此对小说语言做出真正的贡献。

莫言酷爱比喻，且能比喻出新奇来，“破破烂烂的像摔了一个瓦罐的枪声”、“像琥珀一样透明的双耳” [3] 。即使对同一物象，莫言也能做出多种精彩联想。以太阳意象为例，太阳在他的小说中多次出现，每次都有不同的形态：“湿渡渡的像带血的婴儿”、“像一个椭圆的血饼慢慢坠落”作家丰富的想象与独具匠心的比喻令人折服，生动形象的意象跃然纸上。

《红高粱家族》中含有大量有关色情暴力的描写，区别于传统的描写方式，莫言会将某些残忍、血腥的场面津津有味地呈现出来，恶心的、丑陋的事物会被他刻画得无比逼真 [8] 。例如：“肚子着了阳光，胀到极点，便迸然炸裂，华丽的肠子像花朵一样溢出来……” [3] 在常人的思维中，血腥腐烂的肠子是远离美的，纵然作家用溢美之词来修饰也不可能产生美感。这里如此描写，可见作者笔力非比寻常。

此外，作者在作品中还运用了夸张、拟人等多种修辞手法，词语的超常搭配也是本文语言的亮点之一，这些都是陌生化技巧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作者运用陌生化手法，不仅提升了语言的表现力，而且对人物形象塑造具有深层审美意义。

通过陌生化的手法，莫言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深刻灵魂的人物形象。以戴凤莲为例，人物形象不再是单一的、平面化的，而是充满了复杂性，使得读者能够从多个层面去理解和感受人物的内心世界。

身处农村父权家庭之下，戴凤莲深受封建礼教的迫害，她的婚姻被父亲左右，被迫嫁给患有麻风病的单扁郎，但她并没有屈服于命运，而是奋起反抗。遇到余占鳌后，两人不顾世俗，破除万难，勇敢相爱。敢爱亦敢恨，在发现余占鳌出轨恋儿后，她表现出强烈的醋意和报复心理。单家父子死后，她成功控制了烧酒坊，并加以改造，此后，烧酒坊的生意越来越好，她也拥有了经济来源，这是她反击父权制度与世俗的武器。通观戴凤莲的人生行迹，无愧于妇女自立的典范。

戴凤莲的死亡结局有其特殊意义。不同于二奶奶恋儿被日寇杀害，戴凤莲不幸牺牲于为抗日武装队送拤饼的路上。她的死亡彰显出至真至诚的人性美，是对封建礼教的有力抗争。死后两年，丈夫和儿子为她出了大殡，她女中豪杰的故事甚至被编为快板，为人传诵数十年。这些事迹共同构成了她独特丰富的人物形象，让读者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红高粱家族》中，作者通过孙辈的视角、化人为物、化物为人、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延长并强化了读者的审美感受，是对莫言小说陌生化手法研究的必要补充。这些手法的运用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体验到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感知方式，进而激发读者对作品深层文化内涵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