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科在《仪式》这部小说中不乏关于声音的书写。近年来，文学研究逐渐呈现出“听觉转向”的趋势。读图时代中出于快速获取关注或利益的目的，各类媒体不断增加视觉形象，这种“图像中心主义”终将导致视觉形象性质的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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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172)。因此，有必要在当前视觉文化泛滥成灾的语境下建构起听觉空间，纠正文化上视听失衡的局面。实际上，关于现代听觉的文化研究早在20世纪初期就逐渐起步，但是并未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焦点：雷蒙德·默里·谢弗(Raymond Murray Schafer)在其专著《音景：我们的声音环境与世界的调音》(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1994)中首先系统阐述了声音的分类、音景的定义等概念；近二十年来，在音乐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研究下听觉叙事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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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78)，听觉叙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听觉叙事是指文学作品中通过对声音的描述和运用，将声音现象、听觉行为与人类文化和感知相连结的一种描摹和叙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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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37)。听觉叙事研究着力于挖掘隐藏于文内的文化、伦理、生态、美学意涵，有助于纠正图像中心主义的偏颇，构建更加立体丰富的叙事范式，对于文化建构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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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14)。傅修延认为声音以其传递“点到面”的特征以及听觉相较于视觉在传达方面的生理优势等特点，各民族都将听觉沟通作为人类交流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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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117)。西尔科的小说《仪式》中包含了既包含了风雨声、树叶声等自然之声，又包含了人物在不同场景中的听觉实践的生活之声，也包含了诗歌、吟唱等美学之声，西尔科在小说中关于声音的书写是丰富民族形象、承载民族记忆、表征民族空间的重要手段和实践方式。
印第安传统文化秉持万物生灵皆有生命的观念。印第安族群的生存仰赖土地和气候，极其重视和谐的生态关系，因此对于自然的感知力和细微变化的洞察力极强。有学者用“有声的景观”(sonoric landscape)来描述自然中的各种声响，并主张对声音的体验既是身体上的，也是智识和精神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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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409)。
白人殖民者不仅宣扬征服自然、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还试图通过教育等手段改变和同化印第安后裔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战争中的丛林雨是无穷无尽的，“在哗哗的雨声中，他听见夏季洪水的声音，压抑着的轰隆声，还有远处洪水在峡谷中肆虐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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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14)。前往战俘营的泥泞道路上到处是废墟瓦砾、污水废物、动物尸体，自然生态负重。独行山路的塔尤望着远处川流不息的高速公路却依旧感到孤独，“好像与世隔绝。土路上没有任何车辆，岩石缝里传来蟋蟀的唧唧声，偶尔一两只飞虫迎面嗡嗡而来，一切那么安静，远方有一两声狗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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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108)，部落村寨与白人社会的声景特征呈现巨大差异，而塔尤既无法融入喧闹的白人社会，置身于部落的静谧和谐之中又感到孤独，反映出战后返乡、受到白人价值观浸染的塔尤对自我身份定位仍然深感迷茫。不仅如此，在巫医比托尼看来，舒适是对某片山的归属感，是感知与山合而为一的宁静，“可老人强调的静逸转瞬即逝，太阳射在锡罐和玻璃碎片上的反光，下方垃圾场里废弃汽车的镜片，还有镀铬金属板的反射，轻而易举地搅乱了这种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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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123)，工业社会大肆征伐和改造自然，白人空间的声音污染和光污染严重干扰自然声音场域。自然的失衡不仅表现在声景遭到的破坏上，还体现在工业文明以及主流社会价值观对印第安传统观念的冲击中。塔尤将罗基的死亡归咎于连绵的阴雨，尽管他知道这是由于人类武器的破坏力；他认为自己对大雨的诅咒导致了家乡的干旱，暗示塔尤与自然连结的失衡，而自然本身也以干旱的形式表现出了失衡。旱灾与塔尤的战争生活相照应，这暗示战争本身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的危害导致生态失衡，旱灾是失衡状态的直接表现。而战争结束后依然持续的干旱暗示战后自然失衡的状态需要人类对自然的尊重敬畏以及积极干预才能恢复平衡。
对于印第安部族而言，土地是生存的根基，是世代相传的传统；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是万物有灵的表现，“日出、个体意识的诞生、文化意识的觉醒和群体身份护互为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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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81)。西尔科在作品中尝试破除白人以权力和价值关系为基础的生态霸权。小说中充满各种自然之声：雨滴击打绿叶簌簌声、风掠过山丘的呼啸声、蟋蟀高歌、麻雀啁啾、马蹄哒哒，这不仅是自然的抒情诗，也是人们借以观察、了解自然的渠道：巫师会在旱季进行祈雨的仪式，“他们待在山顶，研究夜空，清晨时聆听山风，下山后，他们告诉大家何时跳舞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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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99)，关于声音的实践融入民族记忆，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反哺印第安天人和谐的生态观念。
听者的不同倾听行为以及不同声音的传递影响着人类经验与行为，塔尤战后飘渺的归属感来自于对酒精的沉湎以及与退伍士兵寻欢作乐，“他们老调重弹……；他们喋喋不休，犹如哼唱悠久古老的治愈歌谣，而柜台上啤酒瓶的叮当作响如鼓声般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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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46)。“他看见他们的嘴巴一张一合，尖叫，但没有声音传来，他什么都听不见，山风刮下的积雪砸在了他头上。寂静像浓墨一般粘稠，黑暗冰冷得刺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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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69)。塔尤始终无法摆脱战争创伤的折磨，而部落中无法容忍文化多样性、追求极端纯粹血统的观念对塔尤无异于又一记重创。小说中部落居民认知下的白人社会只关注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缺乏对其他文化身份个体的尊重，而讽刺的是拉古纳村镇中也存在对于纯粹血统的极端追求，比如，姨妈对和白人生下孩子的妹妹大为轻蔑，憎恨塔尤的混血身份血统；鄂摩因为坚信原住民必须保持血统纯洁才能摆脱白人的压迫，对塔尤的混血身份特别是白人血统加以嘲讽甚至想要杀死塔尤，对种族纯洁性的极端坚持只会导致美国原住民社区的破裂和毁灭，西尔科在小说中关于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认同的书写值得读者思考。
在印第安传统文化中，口述传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元素，既是一种娱乐和文学方式，也是祖辈对后代的价值观念塑造和道德教化，还是文化传承、传递民族记忆的重要渠道。在《仪式》中，西尔科充分尊重和发挥了口述传统的作用，通过非线性叙事、多视角叙事等后现代叙事手法，将美国原住民传统的口头叙事元素融入现代叙事之中。罗基牺牲后，姨妈和奶奶仍然在谈论罗基，谈论他上大学和打橄榄球的计划，以至于塔尤觉得罗基似乎还活着，而自己才是在战争中死去的那个人。参战前姨妈极力避免儿子罗基与塔尤交往，一方面是对塔尤混血身份的异质性的排斥，另一方面是出于印第安族群内部权力压制下对家人免遭流言困扰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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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64)。姨妈和奶奶通过谈论罗基让他活了下来，显示出口头叙事传统的力量，罗基和塔尤之间的界限、死亡和生存之间的界限也因此模糊起来，关于社会历史的记忆也得以留存。
声音携带的特定文化场域和文化特性，蕴含着声音物质性之外的文化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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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123)。印第安传统仪式活动不仅是部落传统文化的表现，也是部落社区的个体在精神上实现认同的重要方式。声音能够唤起人们对过去经历的回忆，这种“听觉怀旧”(auditory nostalgia)会通过声音将过去的记忆带回当下人物的心中，也可以通过不断重复而修复内心的创伤(
[10]
: p. 129)。
印第安诗歌是最原始的文学形式之一，西尔科在《仪式》中用印第安诗歌的形式勾勒出塔尤的一些记忆和经历。诗歌故事穿插在塔约从战争中归来和寻求建立新仪式的情节中，揭示了塔约寻求治愈的经验教训，同时也让读者对美国原住民社区的精神生活、教育和日常有一个简单了解。通过这种方式，塔尤成为印第安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同时作者也关照个体尊严，主人公从中汲取力量。塔尤小时候坚信本民族传统故事和仪式，但是罗基在战争中丧生后，塔尤内心充满愧疚和怀疑，不再相信古老习俗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奶奶出于对外孙的担忧找来了巫医库莪什，试图通过吟唱对塔尤进行治疗，“他开口吟唱起来，语调舒缓，古老的方言夹杂着大段的句子，讲解着词语的来龙去脉。老人语调虔诚，似乎只是重复前人的话语，字字句句却必有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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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37)。巫医的职责是以自己为媒介，完成人与神灵之间的信息沟通，通过神秘的吟唱为疾病寻找原因。早期人类认为人的命运由神灵主宰，面对死亡的威胁，人类只能将生存寄希望于无常命运的眷顾，而巫医驱魔祛病的仪式展现了人类与神灵抗衡、主宰自己命运的决心，这种尝试对于民族身份认同与建构、民族记忆坚守与传承有着非凡的意义。
然而巫医库莪什也承认，古老的仪式在现代社会中不再那样奏效。塔尤继续寻找治疗方法，库莪什让塔尤去找纳瓦霍巫医比托尼，大家畏惧比托尼是因为他更改了既定的传统仪式，加入新的元素，甚至使用白人的物品。但正如比托尼所说，仪式也从来都是处于变化中的，这样才能与不断变化的新世界同频。他为塔尤作沙画。沙画仪式中穿插大量歌谣和故事的吟唱：比托尼的助手“嘴里发出像熊一样的咕噜声”，“俯身捡起几根祈祷枝，把它们紧贴胸口，一字一句地祈祷”，每当塔尤通过一个花环，老人便高声吟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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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154)。吟唱的环节关注被社会、历史、文化所塑造的人类听觉自身，强调听者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听觉主体性对声音的改造。通过聆听吟唱，塔尤与花环所代表的自然元素和神灵重新建立联系，沙画中预示了牛群、星星、山峰和一个女人这四种元素，塔尤追随唱词中的美好祝愿和祷告踏上归家之路：在这个仪式中，塔尤寻找丢失的牛群的经历实际上就是他重新获得自我认知、重拾民族记忆、认识部落文化的过程。塔约的混血身份使他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而对民族记忆的坚守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加上对世界认知的动态更新，才能带来真正的疗愈，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美美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