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ce Time Consciousness and Life Modality in the Star Image of Wei Jin Poetry
As early as the Zhou Dynasty, the incorporation of astronomy and astrology into poetry had already occurred.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from the creative experience of previous generations, Wei and Jin poets further incorporated various celestial phenomena into their poetry, using them as important tools for describing and conveying emotions, endowing different celestial phenomena with rich historical connotation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temporal consciousness, spatial consciousness, political sentiment, and marriage and love reflected in the astrological writing of Wei and Jin poetry. These meanings and usages become vivid reflections of people’s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sciousness and life emotions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form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ei and Jin poetry astrology era, which are “from observing and giving time to feeling the time” and “from political symbolism to expressing emotions”. They have rich literary connotations and important cultural value.
Astrology
在魏晋时代，天文学知识的普及与发展带来了星象入诗的蔚然成风。仰头可见的星辰不仅是古人观象授时、占候吉凶的重要依据，也是历代诗歌歌咏的对象与表情达意的重要工具。早在《诗经》的时代，星象已被援引入诗；《楚辞》中同样有许多星象描写。至于魏晋，时移世易，诗人深入挖掘并拓展了星象的审美价值、情感内涵及功能作用，促进了魏晋诗歌中天文意象的创新与发展，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
可见，虽然学界对古代天文学及天文星象入诗传统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但在魏晋诗歌星象的研究上仍存在两点不足：首先是时代的不平衡。星象入诗传统发轫于先秦，发展于魏晋，而盛于有唐，先秦与唐都有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而魏晋诗歌的星象书写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其次是具体星象内涵留于浅层。魏晋时代文化赋予了诗歌星象不同的特点与意涵，部分研究存在具体星象内涵与时代背景的融合不够紧密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为魏晋诗歌星象的时空意识与生命情态为切入点，重点探讨魏晋诗歌中的各类星象书写，并从时间意识、空间意识、政治情怀与婚姻爱情四个方面进行分别阐述，进而总结魏晋诗歌星象的时代特色，帮助今人更好地理解魏晋文人对天文星象的认知与运用，以及星象书写所折射出的魏晋时代政治与文人思潮。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星象是古人观象授时的重要依据，也在诗歌中承担了重要的纪时功能，如诗歌中的启明星、北斗、心宿等意象皆有表示时间的意味。以北斗为例，在北斗历法中，人们通过观测北斗七星斗柄指判别四时八节，斗柄指东则为春，斗柄指南方则为夏，斗柄指西则为秋，斗柄指北则为冬。基于这一认识，魏晋诗歌通过描写北斗运行变化比喻节序更迭。如陆机《梁甫吟》：
“玉衡既已骖，羲和若飞凌。四运循环转，寒暑自相承。冉冉年时暮，迢迢天路徵。招摇东北指，大火西南升。悲风无绝响，玄云互相仍。丰冰凭川结，零露弥天凝。年命时相逝，庆云鲜克乘。履信多愆期，思顺焉足凭。慷慨临川响，非此孰为兴。哀吟梁甫巅，慷慨独拊膺。”
魏晋诗人常感物兴怀，通过援引自然物象入诗，寄寓个体对时序与生命的体悟。此诗以四时运转起兴，通过将农历二月北斗指向东北方向与秋季心宿二从西南方天空升起对举，突出岁月流逝的迅疾感，以及世事多艰、年命难寿的忧生之嗟。此类以北斗运行写岁时推迁的诗句还有很多，如阮籍《咏怀诗十三首·其六》：“玑衡运速，四节佚宣”、傅玄《杂诗》：“良时无停景，北斗忽低昂”、夏侯湛《秋夕哀》：“玉机兮环转，四运兮骤迁”等皆是其例。
此外，近日而亮度强的启明星、夏季首月应候的心宿等星象也常用来表示时间，如傅玄《乐府》：“东方将欲和，太白星飞芒”以启明星写晨时天景；陶渊明《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以大火星西流次数表示诗人从事农业劳作已有十二载。在悄然逝去的光阴里，魏晋诗人仰观星宿，以可视的星象变化记录时间推移，或观象纪时，或感时而嗟，蕴含了朝不保夕的乱世中魏晋诗人敏锐的时间意识。
星辰焕列，映于遥天。天幕中的璀璨星宿既在古人远游途中为他们指明方向，也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体察视角中为魏晋诗人带来浩渺的空间感受。故这些星象常见于思乡主题的诗歌中，如傅玄《众星诗》：“东方大明星，光景照千里。少年舍家游，思心昼夜起。”启明星光照千里，游子归心自夜达旦。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魏晋，诗人将羁旅者的思乡之情置于广阔的物理空间中，天穹中的同一颗星宿系连起游子与故乡，也深化了他乡漂泊的孤独体验。又如曹丕《于明津作诗》：“遥遥山上亭，皎皎云间星。远望使心怀，游子恋所生。”此诗写士卒随曹操西征而不得返乡的心情。首两句的远山亭台与长天星云皆是远望所见，这一行为产生的辽阔空间感加深了在外从军的游子无所依归之感。
同时，一些特定星宿在天区中的空间距离也用于象征人事，生动传递出魏晋诗人在久积乱离之世对物理空间隔阂的深切感悟。这一用法的代表性星象当属参商二星。正如杜甫诗云：“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参商最早见于《左传》，原指高辛氏二子阏伯与实沈不和而迁于商丘、大夏两地，各主辰、参。在天区中，“参”为东方心宿，“商”乃西方参宿，二星在天体上相距约一百八十度，此出彼没，各不相见。参商在魏晋以前的诗歌中并不多见，至于魏晋，时人久经乱离，常以“参商”比喻彼此隔绝难复相见的悲楚心境。如陆云《答兄机》云：
“悠悠涂可极，别促怨会长。衔思恋行迈，兴言在临觞。南津有绝济，北渚无河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参商。衡轨若殊迹，牵牛非服箱。”
此诗以参商比喻兄弟二人分隔两地。晋惠帝元康初，陆机为太子洗马，有《赠弟士龙》一诗以述离情。在这首答诗中，弟弟陆云以路途虽远而有尽头，兄弟再会却不知其期对举，奠定了渺远的时空之感。回忆昔日兄弟二人分别，陆云表示心神已随兄长一同离去，却无奈形体不得同往，致使兄弟二人各自南北，如参商隔绝，衡轨异路。参商二星的此出彼没的运行规律与兄弟二人天各一方的空间状态相吻合，倾诉了诗人对兄长的深切情意，以及对亲人久别的思念与悲哀。魏晋诗人仰瞻星象，俯察人事，遥遥星宿带来浩渺而孤寂的空间体验，也让乱离之世的人事相隔显得尤为沉重。
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古人将人间社会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结构复制到天上，建立起二十八宿三垣体系，映照出星象与政治的密切关联。这种关联在政局动荡的魏晋时期延续发展，出现了一批借星象抒发政治抱负的诗歌。如曹操《观沧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该诗以大海吞吐日月星河的壮丽景象表现了诗人的开阔胸襟，在社会政局的剧烈变化的建安时代，诗人尚怀有建功立业的政治豪情，他以日月、星汉等意象营造出开阔的意境，气势磅礴，慷慨多气。
又如魏明帝曹叡《长歌行》以北极星暗喻其政治抱负：“静夜不能寐，耳听众禽鸣。大城育狐兔，高墉多鸟声。坏宇何寥廓，宿屋邪草生。中心感时物，抚剑下前庭。翔佯于阶际，景星一何明。仰首观灵宿，北辰奋休荣……吐吟音不彻，泣涕沾罗缨。”本诗是一首抒情咏志之作。诗人有感于战争下寥廓颓败的人间图景，仰观天穹中诸星争明的景象：传说为德星、常出于有道之国的景星、自古有帝星之喻的北辰……在浩渺的时空下，诗人生出重整山河的豪情壮志。同时，这一雄心又与世积乱离的感伤与诗人丧母的悲痛相衔接，这份复杂的家国之悲充塞于寂寥星夜。曹叡作为曹丕之子，他虽然继承了父祖建立功绩的宏大抱负，但世易时移，曹操之古直沉雄也非他人能比，曹叡的政治理想是与功业艰辛、生命短促的历史悲哀相融合的，也让此诗中北极星所承载的政治情怀显得更加复杂而沉重。
魏晋诗主“缘情说”，星象也频繁出现在众多大胆而不妖艳的爱情诗作中。以北极星为例，在古人的观念中，北极星居于天之中央而永不移动，所以也用来比喻矢志不渝的爱情。如《子夜歌》以质朴的语言吐露女子情思：“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还西。”女子以北极星自比以示对爱情的忠贞，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男子如白日朝升夕落般的变心行为。又如陆云《为顾彦先赠妇往返诗》其三、其四云：
“翩翩飞蓬征，郁郁寒木荣。游止固殊性，浮沉岂一情！隆爱结在昔，信誓贯三灵。秉心金石固，岂从时俗倾。美目逝不顾，纤腰徒盈盈。何用结中款，仰指北辰星。”
此诗为陆云代友人所作与妻赠答诗，其三为出门在外的丈夫对妻子的剖白，自陈不会因时俗而改变对妻子的感情，并以北辰星为誓，比喻自己的忠贞专一。其四为妻子答诗，显然男子的誓言并未消除女子心中顾虑，她以似劝实讽的口吻讲述京城佳人的艳丽姿容，嘲讽丈夫不若弃置此前如北辰星般矢志不渝的誓言，转向姿容更加姣好的美人知己，最后转向自身，发出色衰爱弛的无奈感叹。在这组赠答诗中，北极星是这对夫妻情感交流与矛盾冲突的见证，也传达出魏晋女性对忠贞爱情的期望。
此外，牵牛织女二星、参商等星象也被广泛用于魏晋诗歌中的爱情表达中。如曹丕《燕歌行》：“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借牵牛织女的爱情悲剧表达女子相思怨别的悲苦；曹植《种葛篇》：“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以参商二星比喻夫妻离心，恩爱断绝；曹植《弃妇诗》：“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将有子之女比作与天长久相伴的月亮，无子之女比作转瞬即逝的流星，流星成为妇女悲哀命运的象征，深刻揭示了古代女子在婚姻家庭中的不公待遇。总之，在此类魏晋诗歌中，星象成为婚姻爱情的象征，不同星象映射出当时夫妻之间的相爱变心、悲欢离合等不同经历与情感体验。
魏晋以前，观象授时是诗歌星象的重要意涵。天文学知识早在上古时代已十分普及，古时观测天象以定岁时，顺应节候有序开展人事活动，还探索出以星象预测天气的规律。如《诗经·渐渐之石》：“月离于毕，俾滂沱矣”，意谓毕宿好雨，当月行经毕宿位置时，往往预兆着天将降雨；《诗经·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以大火星作为寒暑之候，天气转凉，人们准备过冬衣物，法天而行。
但魏晋诗歌中的星象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观象以纪时，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展出感时之嗟的沉重表达。究其原因，魏晋时期政局更迭、战乱频仍，饥荒与瘟疫接踵而至，天灾与人祸接连不断，于是世积乱离，人事凋零，生命的存续面临严峻考验，故魏晋诗人对时间有了更加敏锐的感知与体悟，他们常常感物兴怀，借星象书写节序推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时光易逝、生命短促的思考。如曹摅《答赵景猷诗》：“季秋惟末，孟冬之初。大火颓流，日月其除。嗟我怀人，离群索居”；傅玄《杂诗》：“良时无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节至，凝气结为霜”，在这些诗歌中，天幕中不断变化的星象象征着无时不在流逝的岁时，映照出魏晋诗人感物兴怀、忧生伤时的嗟叹，蕴含了魏晋时人生命意识觉醒背后的悲哀色彩。
魏晋以前，星象具有浓重的政治寓意。如《九章·惜往日》：“情冤见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错置。”以星宿失位表示蒙受冤屈的政治处境，比喻楚国现实的黑暗。又如汉诗《景星》：“景星显见，信星彪列。象载昭庭，日亲以察。”此诗乃元鼎年间汉武帝得宝鼎而作，古人认为景星是祥瑞之星，出于有道之国，此诗星象成为颂美王权的意象。
在魏晋时期，除了建安时期的诗歌以及晋代部分燕射歌辞，大部分诗歌中的星象被赋予了魏晋诗人更为丰富的情感意涵。究其原因，魏晋混乱的时代背景加快了名教思想的瓦解，以往儒家推崇的诗歌政教功能也随之减弱，加之“诗缘情”文学观念的产生，推动了抒发个人情志诗歌的增多，星象也更多地融入到有关“情”的表达中。一些星象的情感内涵得到了传播拓展，如北极星从“帝星”到比喻爱情坚贞；北斗从比附君主到感叹时间流逝；又如牵牛、织女二星入诗虽然早在周秦之际已经发生，但此前二星并不常作为夫妇之象出现在诗歌中。魏晋时期，牵牛织女的爱情悲剧成为诗人吟咏的重要题材，如王鉴《七夕观织女诗》构想了牵牛织女相会的美好场景；曹丕《燕歌行》：“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借牵牛织女的爱情悲剧表达女子相思怨别的悲苦，这些诗歌在淡化星象的政治寓意的同时增加了星象的情感色彩，让星象成为抒写爱情、亲情等情感的重要工具，映照出魏晋诗人自然真挚的情感表达。
《文心雕龙·通变》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魏晋诗歌在运用星象方面，既继承了前代的创作经验，又发展出一些新的特点。从内涵来看，这些星象折射出魏晋诗人观星象以纪时或感叹岁月流逝的时间意识、仰观星宿而感叹人事殊隔的空间意识、以星象比喻建功立业、重整山河的政治情怀、以及以北极、参商、牛女等星象比喻婚姻爱情中的悲欢离合。与前代相比，魏晋诗歌中的星象表现出从观象授时到感时之嗟、从政治寓意到重情表达两方面特征，折射出魏晋诗人慷慨悲凉的生命体验与重情任性的时代表达，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星象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