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士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独特而斐然，尤其西晋的寒士文人一扫西晋文学中的华丽绮靡的文风，在西晋门阀制度盛行的政治环境中经历了依附失败的寒士文人从迷失中找回对自我的情感认同，继而创作出许多笔力遒劲，情真意切的佳作。他们在创作心态的转变中推动寒士文学朝着健康方向发展。左思是西晋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他的文学风格迥异于西晋时期的华丽文风，本文试图从其人生遭遇、诗文作品、创作心态等方面，并与其时代环境和文学风貌相勾连，分析寒士在特定环境下的创作特征，探求寒士文人在门阀制度重轭下重新探寻独立人格的特殊创作心态。

寒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阶层，它并非是独立的阶层，而是一个相对的阶层。它的出现是从士族阶层中分化出来，并且与世族之士相对立的存在。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写道：“士大夫复有上层与下层之分化，其初犹以德行为划分之标准，稍后则演为世族与寒门之对峙，而开南北朝华素悬隔之局……” [1] (p. 303)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最初是以德行作为标准，但后来却演变为极端分化的现象，士族与寒族的仕进环境存在着天壤之别，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寒士文人仅有通过文学才能获得重视，从而走向仕途的这唯一途径，来实现治世理想。这在无形中，提升了寒士文学的整体水平，记录了寒族士人群体在不公中挣扎，在困厄中坚持，在失望中与自我和解的精神历程，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组成部分。

钱穆先生指出：“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及相互间种种复杂错综之关系，实当就当时门第背景为中心而贯串说之，使可获得其实情与真相。” [2] (p. 206)西晋时期正是门阀士族快速发展的时期，在门阀政治境遇的压抑中，寒士群体的心态和精神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变化。西晋的大部分作家属于寒士阶层。白崇在《论西晋寒族文学》中认为西晋时期，寒族作家大量涌现，傅玄、张华、左思、刘毅、刘寔、枣据兄弟、王沉、鲁褒、束皙、赵至、成公绥、郭泰机等人…… [3] 上述的寒族作家们并非都未曾显达，他们的政治境遇或有不同，但他们的文学都不同于士族文学，生产出了艺术水平较高且具备充实思想内容的名作。曹道衡在《魏晋文学》也加以证实了这些作家的出身，他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最终将赵至、李密、傅玄、张华、成公绥、鲁褒、王沈、湛方生列为寒士 [4] (p. 136)。这些作家或是受到重用，在文学创作中对奢靡世风委婉批判，如张华；在批判制度中寻求选官制度问题的解决办法，如刘寔。或是仕途不达，穷苦困厄，将自我的人生经历化写入诗文中，引起天下饱受困苦的寒士们的共鸣，如左思。

西晋惠帝时期官制败坏，权臣势族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互相勾结，他们彼此之间相互荐举，结党营私，形成了一张几乎垄断了西晋时期的仕途道路的密网。《晋书·惠帝纪》中描述了这种现象：“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焉。” [5] (p. 108)为解决时弊以及平衡士族与寒族之间的矛盾，西晋政府实行了“举寒素”这一政策。太康九年就曾下诏：“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 [5] (p. 78)这些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寒士仕进提供了更多可能。但笼罩在西晋政治的这股称作门阀制度的阴霾并没有消退，西晋初年的门阀制度政治仍旧极为复杂，寒士群体一方面要反对上层门阀的垄断，一方面要借此制度选拔新才，实现人生抱负。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寒士更是需要以文鸣世，来收获贵族的重视。左思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在入洛之后，他积极的创作《三都赋》，并为此文能够扬名而四处拜访。《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左思别传》曰：“思博览名文，遍阅百家。” [6] (p. 246)入京后，“秘书监贾谧请讲《汉书》” [5] (p. 2376)，史料表明左思在“以文扬名”的借力下进入了贵族集团，成为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一。令人遗憾的是，事实并不如左思期待的一般，在这场仕宦生涯的结尾，左思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仅仅作为一名小吏，记传于史书中。西晋的寒士们在不平中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左思就是这样的典型，他们用血泪辛酸构建了寒士文学独有的质朴文风与愤慨激昂的心态。

左思可以称得上是西晋时期最杰出的诗人，究其原因不仅仅是其艺术方面的成就，更是源于他用质朴的语言，代表西晋门阀环境中一大批失意的寒士群体传达出“以己为贵”的自我意识。他现存诗歌十四首，《咏史诗》八首，《招隐诗》两首，《杂诗》一首，《娇女诗》一首，《悼离赠妹诗》两首。其中他的《咏史》诗抒发真情实感，一改以往咏史诗的“质木无文”。葛晓音先生把“咏史”归为“咏怀”一类 [8] (p. 75)。左思的诗歌恰可以作为这种归类的证明，他将史实与典故相对应，再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创作，借助咏史将当时社会现实中寒士不平的心声传递出来，在诗歌中表达出强烈的自尊意识。左思们与获得名声权望的寒士们不同，对门阀制度下的痛苦领略的更为深刻，因而批判的锋芒也更加直露。在文学创作中也能体现出他们抛弃了依附心态，不再追求贵族文学语多华丽的要求，而是用质实的语言表露真情实感。左思的《咏史》就是在这样的心路历程下创作出来的。

在《咏史》里我们可以看到涉世未深的左思最初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即功成身退。咏史第一首和第三首中都有所体现。《咏史》其一中的“弱冠弄柔翰，卓荤观群书。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 [7] 295，这四句是左思的自我介绍，充分表达了他对自己文采的肯定；《咏史》其三曰:“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 [7] (p. 297)更是明显的表达出他出仕不为功成受爵，而是“长揖归田庐”。然而在这个门阀制度盛行环境下的寒族出身的左思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认清社会形势后的他将自己的愤恨难平融入诗思中，以文学为武器向不公的社会发起挑战。在《咏史》其二中他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7] (p. 296)这里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原上苗”代指庸俗无才的世族子弟，“涧底松”代指像自己一样文采斐然的寒士，金日磾和张汤七代世居高位与冯唐到老作小吏对比，揭露和批判了门阀的极端不合理，抒发了“英俊沉下僚”的愤慨之情。左思在诗歌中触及到不公社会形成的根源，积极的向统治者讽谏，流露出潜藏于心底最激烈的情感。这样的诗歌创作下隐含着一股可贵的反抗精神，它意味着寒族作家在创作中完成了去伪存真的过程，实现真实的情感自我回归，引导着寒士文学具备了独特的群体特征，完全迥异于士族文学。愤慨过后的左思有了新的纾解道路，找到了人生理想，走上了隐逸之路。《咏史》其五里：“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 [7] (p. 297)他以隐士许由为榜样，抛弃世俗的烦恼，获取心灵上的快慰。《咏史》其八中的“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 [7] (p. 299)更是他安贫乐足思想的最好证明。《咏史》诗是这位优秀诗人思想的高度结晶，诗中饱含着诗人与现实政治决裂，实现自我批判的勇敢精神，左思在咏史的过程中，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在书写自我感怀的同时，反映出时代的面影。

左思是西晋时期寒士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继承汉魏风尚，坚守儒士品格，将自我的人生经历融入写作，借史抒怀，在艺术上创新了咏史诗，在精神上保存了寒士的风骨。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称赞曰：“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创成一体，垂式千秋。” [9] (p. 111)他的文学作品向人们展示出痛苦与失落中的寒门士子们在放弃依附，向独立精神回归的道路上重新寻找生命价值，重新体认自我，重塑社会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寒士文学的品格与成就，为后代文人提供了借鉴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