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EMBASE。

英文检索以“pregnancy”或“antenatal”或“prenatal”和“depression”或“depressive symptom”或“emotional depression”和“risk factor”或“correlation factor”或“related factors”或“influence factors”为检索词。中文检索以：“孕期”和“抑郁”和“危险因素”为主题词和自由词(怀孕期、妊娠期、产前、情绪抑郁、抑郁症状、相关因素、影响因素)相结合进行检索。为检索更加全面，同时对所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仔细查阅。文献筛选的流程见 图1 。

① 研究内容为孕期抑郁症发病危险因素；② 研究类型为随机抽样的横断面研究；③ 发表时间建库至2023年5月31日国内外公开发表的文献，且涉及孕期的危险因素；④ 研究结果中提供或者可以换算成OR值、95%可信区间(CI)的数据；⑤ 孕期抑郁症诊断标准明确，经过抑郁筛查为阳性的孕妇，发病比例及病例来源不限。

① 重复发表的文献；② 非中文或英文的文献；③ 综述类文献；④ 基本数据不完整及失访过多的研究；并对每篇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对数据无法利用、质量较差、非随机抽样试验的文献进行剔除。

通过阅读文题、剔除重复、阅读摘要剔除相关性差且研究质量不高的文献，最后筛选出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再由2名研究者采用美国卫生保健质量和研究机构(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AHRQ) [6] ，的横断面研究评分标准来评价。该量表共11个条目，满分为11分，≤ 3分为低质量文献。本研究中，若总分 ≥ 4分，则该文献可被纳入Meta分析。

用RevMan5.4软件对各研究中发生孕期抑郁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OR为效应指标，计算合并OR值及95%CI。并对各研究间进行异质性检验，当P > 0.05且I² < 50%时，表明各项研究不存在统计学异质性，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如研究间存在异质性时尽可能找出异质性的来源。采用漏斗图法分析判断是否存在发表偏倚。通过绘制漏斗图对发表偏倚进行识别，漏斗图对称则说明发表性偏倚小。

通过数据库初检共获得文献1179篇，排除重复的文献得到840篇，通过阅读文题，排除明显与主题不符的文献696篇，初筛后获得文献144篇，根据文献纳排标准和精读全文后共排除文献131篇，最终共纳入符合条件的文献13篇 [7] - [19] 。

纳入的13篇文献中，中文文献5篇，英文文献8篇，且均为随机抽样的横断面研究，发表时间在2017~2022年，累计观察人数6600例，经过筛查发生有抑郁症状人数为1991例。见 表1 。

本次Meta分析共纳入13篇，且均为高质量文献，AHRQ得分为6~8分，可进行Meta分析。

续表

注：1. EPDS为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SDS为抑郁自评量表；CES-D为流行研究中心抑郁量表(泰语版)；SCID-IV为《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结构化临床访谈》；PHQ-9为患者健康问卷。2. ① 无职业；② 孕期负面事件；③ 文化程度；④ 家庭经济收入；⑤ 流产史；⑥ 抑郁史；⑦ 家庭关系；⑧ 非计划怀孕；⑨ 期待胎儿性别。

通过阅读各纳入文献，最终职业、孕期负面事件、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情况、流产史、抑郁史、家庭关系、是否为计划性怀孕、对胎儿性别有无期待9个因素确定为孕期抑郁的危险因素。职业与患孕期抑郁的关系，见 图2 ；孕期负面事件与患孕期抑郁的关系，见 图3 ；文化程度与患孕期抑郁的关系，见 图4 ；家庭经济收入情况与患孕期抑郁的关系，见 图5 ；流产史与患孕期抑郁的关系，见 图6 ；抑郁史与患孕期抑郁的关系，见 图7 ；家庭关系与患孕期抑郁的关系，见 图8 ；是否为计划性怀孕与患孕期抑郁的关系，见 图9 ；对胎儿性别有无期待与患孕期抑郁的关系，见 图10 。其中，职业、孕期负面事件、流产史、抑郁史、家庭关系、对胎儿性别有无期待均不具有异质性(P > 0.05, I² < 5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情况、是否为计划性怀孕存在异质性(P > 0.05, I² > 50%)，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将I² ≥ 50%的危险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收入情况、是否为计划性怀孕，异质性未见明显改变；文化程度经敏感性分析，逐一剔除每一个研究对象其异质性无明显改变(I² ≥ 50%)，异质性来源可能与国家及不同地区对文化程度的分度及文化认可度不同有关。家庭经济收入情况经敏感性分析发现樊长佳 [11] 、程秋蓉 [8] 的研究是异质性主来源，见 图11 。异质性的原因可能与程秋蓉等的研究把家庭平均月收入(元)分为“1” = <3000；“2” = 3000~ < 6000；“3” = 6000~ < 10,000；“4” = ≥10,000，而樊长佳等 [11] 的研究是把家庭收入按年总收入(万元) < 4；4~7；7~10；≥10进行分类计算，二者在基线纳入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造成了异质性较高，同时也表明了国内外对于经济收入的纳入不同，单纯国外的分析结果显示I² = 0%，没有异质性，见 图11 。是否为计划性怀孕进行逐一剔除每一个研究对象，其异质性无明显改变(I² ≥ 50%)，但剔除付英杰 [7] 的研究，异质性明显降低I²值从91%降到65%，P = 0.0005，见 图12 ，表明该研究是否为计划性怀孕的异质性来源，可能与国内外对于计划性怀孕的认同感有所差异有关。

将每个研究因素对应地纳入文献逐个进行发表偏倚的分析，各危险因素的漏斗图均基本对称，表明Meta分析结果的稳定性较好。以孕期负面事件的漏斗图结果为例，纳入的6个文献 [7] [10] [13] - [16] 基本位于CI95%内并且分布较为对称，表明无明显的发表偏倚，见 图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