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企业家的论述，学界普遍认为最早涉及的是理查德·坎蒂隆在18世纪30年代的《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书中使用法文“entrepreneur”表示，在中译本中翻译为“业主”，认为企业家是在不确定性中获取利益的人，即风险承担者 [4] 。关于企业家的定义，马歇尔注重企业家的管理职能与风险承担能力，认为企业家是承担生产风险和受价格变动利害的人 [5] 。奈特认为，企业家在处理不确定性时发挥关键作用，而这种不确定性是市场中最难以预测和管理的部分。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的创新职能，在《经济发展理论》中，他将企业家与资本家做了区分，认为企业家的任务在于实现新组合并使之在经济上起作用，且循环流转中的企业家并非典型的企业家。企业家不是一种固定的阶级或状态 [6] 。彼得·德鲁克认为，企业家是对新市场、新需求和新顾客具有观察与开拓能力的人，将需求变为具体的要求，由此创造出用户并产生了市场 [7] 。马克斯·韦伯认为长期固定从事实业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存在已久，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与冒险精神 [8] 。综合相关文献，典型的企业家有关概述见 表1 。

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企业家对产品和资源市场运作的重要性凸显，企业家精神也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涵义。伯特与林克在《企业家精神理论史》中梳理了西方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理论，并将其分为三大传统：强调创新精神的德国学派、强调社会责任的奥地利学派以及强调冒险精神的芝加哥学派。国内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稍晚，张维迎是国内较早研究企业家精神的学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中指出冒险、创新、不满足与英雄主义精神是区分企业家与一般民众的维度。进入新时代以来，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邓新明和谭勇(2023)则认为，企业家精神是根植于企业家身上的一种敢于冒险、追求创新、遵守契约和履行社会责任的精神总和，也是不断学习、识别和发现商业机会、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的经营能力 [9] 。晁罡等(2024)则认为传统的经济管理领域过于关注企业家创新和创业特质，但忽略了文化及环境因素 [10] 。

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与文化自信的增强，学界也对东方语境的中国式企业家与中国式企业家精神展开了研究。纵观对比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同时期的特点，可以发现创新、锐意进取一直是关键，而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责任、担当精神与奉献精神逐渐受到重视。横向对比来看，孙黎(2019)提出，中美国企业家的不同点在于面对复杂的情景时的务实精神，而为了应对这种复杂性，中国企业家高度依赖个人关系网络以及在网络中建立的信任关系 [11] 。这一点与威廉·鲍莫尔的观点不谋而合，《历史上的企业家精神》中提到，与熊彼特式企业家的不同，他认为中国企业家尤为倚重社交网络和家族血缘关系。李兰(2023)等认为，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具体划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建期、经济发展转型期、改革开放攻坚期与高质量发展推进期 [12] 。刘志阳(2023)认为中国企业家精神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60年代到1949年，具有爱国主义；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民营企业家精神被抑制，国有企业家奋勇争先、创新尝试；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到中共十八大，企业家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第四阶段为十八大至今，企业家追求科技创新，也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3] 。同样地，韩娇柔(2024)也提出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四个阶段，分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创建期、经济快速发展和结构转型期以及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价值意蕴包含开创激励、创业动力、合作共赢、责任担当与激发潜能 [13] 。关于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及特征阐述，学者们展开了进一步研究。根据自1993年到2022年对中国企业家的问卷追踪调查，中国企业家精神内涵不断丰富，2018年以来，创新、敬业依旧受到重视，回馈社会、造福社会的价值也逐渐凸显 [12] 。李政(2019)认为新时代优秀企业家精神包括担当、奉献、工匠与诚信精神 [14] 。谢蕴慧等(2023)通过对张瑞敏的单案例研究，提出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由民族精神与进取精神组成，并通过资源整合、制度重构与文化赋能满足企业创新需求 [15] 。欧阳志政(2023)等从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与国际视野五方面梳理了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精神的内涵，并从政府、民营企业家、社会层面提出培育企业家精神的路径 [16] 。

关于企业家精神的测量研究，宏观层面大部分研究者借鉴Hébert的做法，将企业家精神分为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微观层面权威文献对于企业家精神的测量主要采用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设置虚拟变量等方法，也有学者认为，宏观层面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微观层面的加合，因此稳健性检验采用宏观数据。

李宏彬为企业家精神宏观测量的开创，将宏观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分为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后续有较多学者借鉴其测量方式。韩亮亮(2023)采用专利申请授权数及新创企业数分别来衡量创新与创业精神 [17] 。郑金辉等(2023)采用《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2020》城市级数据的客观性产出类指标，运用熵值法构建五个维度测度各城市的创新创业发展水平 [18] 。周荣华等(2023)以各地区专利授权数量作为企业家创新精神(inno)指标 [19] 。高波等(2023)从创新精神、契约精神、合作精神、敬业精神和开放精神等5个维度测度了中国企业家精神指数 [20] 。刘鑫鑫等(2024)采用省级层面的个体单位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的比值来衡量企业家精神 [21] 。综合相关文献，企业家精神的宏观测量见 表2 。

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微观层面，叶作义等(2018)划分并量化了企业家精神的经营能力、创业能力和创新能力三方面 [22] 。丁红乙(2024)将企业家精神划分为创新精神、社会责任精神和环保精神，并分别用企业专利授予、是否参与精准扶贫、是否通过环境管理资质认证进行指标衡量 [23] 。结合具体企业发展数据，毛良虎(2020)构建以创新、创业、财务与成长能力四个方面为研究维度的指标体系 [24] 。马亮等(2023)采用熵值法分别对套利型与创新型企业家进行测量，前者分为企业目标决策与企业表现，后者分为战略创新、组织创新、经营创新与技术创新 [25] 。综合相关文献，企业家精神的微观测量见 表3 。

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许多研究者探讨了情境因素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与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密切相关 [26] 。具体来说，聂长飞等(2023)证明了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家创新与创业精神，进而促进城市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27] 。借助智慧城市设立的“准自然实验”，王治等(2023)也证明了数字经济促进了城市企业家精神，营商环境对企业家精神也呈边际递增效应的影响 [28] 。郑金辉等(2023)则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证明了数字金融水平对企业家精神的正向作用 [18] 。张菀洺(2024)认为市场化改革通过降低创业成本、改善融资环境促进了企业家精神，而财富差距抑制企业家精神 [29] 。进一步地，何文剑等(2019)对2009~2016年沪深两市全部制造业上市公司实证分析发现，政府管制是制度环境中影响企业家行为的最重要因素 [30] 。此外，降低银行集中度 [31] 、营商环境的优化 [32] 、智慧城市建设 [33] 均显著提升了地区企业家精神。

宏观层面，一些研究者探究了企业家精神与地区创新、地区发展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数字经济方面，贺灵(2022)认为企业家精神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协同效应 [34] ，胡安军和钟方雷(2022)则证明了企业家精神能够显著驱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35] 。地区创新方面，林瑶鹏等(2022)基于31个省2005年~2019年的数据，实证证明了企业家精神能够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水平提升 [36] 。陈红梅等(2021)研究证明企业家精神对区域创新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同时对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7] 。同样，对于地区发展方面，王文举等(2021)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显著地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38] ，陈欢等(2022)更进一步地验证了市场化程度提高会促进这一作用 [39] 。在证明企业家精神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张莉等(2021)发现企业家精神对中部、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带动作用较大 [40] 。高志刚(2023)则结合宏观与微观角度进行实证验证了企业家精神不仅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41] 。这一研究与谢众等(2019)研究结论相同 [42] 。由此可见，在宏观测量层面对于企业家精神与地区创新、发展等方面已展开了充分的研究。

微观层面，研究者也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对企业家精神的结果变量进行实证探索。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基于知识权利理论及创新相关理论，刘晓扬(2023)实证证明在经济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43] 。路军等(2023)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家精神可提高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 [44] ，与之类似，孙桂生等(2024)认为企业家精神能够促进创新文化落实到企业 [45] 。金环和蒋鹏程(2024)则实证检验了弘扬企业家精神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46] 。进一步地，学者们对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研究。甘罗娜等(2020)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可以提高员工任务绩效和创新绩效 [47] 。江三良等(2020)实证证明企业家可从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两方面显著提升企业绩效 [48] 。牛翠萍等(2020)则从企业家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三方面证明了企业家精神可正向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 [49] 。此外，学者从投资者信心、组织韧性方面证明了企业家精神正向促进企业发展 [50] - [52] 。同时，也有研究证明了企业家精神能促进技术资本积累 [53] 、技术资本投资 [54] 、技术创新扩散 [55] 、资源拼凑 [56] 、数字平台商业模式演进 [57] 及企业金融资产向最优水平的调整速度 [58] 。

来源：根据文献整理。

综合来看，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对企业家精神与绩效的宏观与微观层面展开了大量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苏敬勤和张琳琳(2016)从定性分析层面提出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绩效 [59] ，也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得出企业家净省正向影线企业绩效 [2] [47] [56] [60] - [62] 。宏观数据层面，何文剑等(2019)证明企业家精神创新维度促进企业绩效 [30] ，也有学者从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两维度证明两者间的正向关系 [40] [48] [63] [64] ，牛翠萍(2020)则从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三个维度实证研究两者关系 [49] ，另有学者采用熵值法构建指标研究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 [22] [42] 。综合相关文献，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绩效相关研究小结见 表4 。

企业家精神具有较高的现实研究价值，而目前缺乏一个综合新时代中国的完整的企业家精神测量框架。从研究方法上看，微观层面企业家精神有较多研究采用了二手数据，这种方法存在一定局限。例如，将企业家精神的可观测特征作为冒险性、社会责任等深层特质的代理变量，可能会与实际存在一定偏差。此外，由于企业家个人信息的敏感性，受制于收集数据渠道，一手数据也存在一定的获取难度。同时，样本数据的随意性也受到诟病，问卷调查的企业家精神相关研究多采用基于特定情境下的样本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可能呈现不同的结果，不具有普适性。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研究者从网络获取数据，通过大数据的内容分析企业家精神进行深度探究，这可能为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目前企业家精神所包含的相关变量主要围绕创新性、创业性、冒险性等，缺少文化维度的考虑，而目前对文化及资源禀赋变量的研究正成为热点和趋势。因此，可以尝试综合个人特征、组织情境、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等都纳入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尝试从微观到宏观、单一到多重、静态到动态的转变，扩展企业家精神研究的范围，从而在组织中创造有利于企业家发挥其效能的氛围，尽可能地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提供支持。

一些测量研究是基于国外理论而在国内环境的再验证与补充，缺乏东方情境下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从企业家精神的测量研究可以看出，宏观层面测量主要是针对创新和创业两方面，微观层面的测量主要是采用熵值法从企业家创新性、创业性、竞争性和冒险性、责任意识等进行衡量。可以看出，提到较多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是从西方的管理学和经济学继承而来的，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本土企业家精神具有其独特性，并在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值得深入挖掘。因此，在未来仍需要学者结合时代和制度背景，在比较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我国企业家精神的内核与影响因素，为我国企业家应对环境不确定性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