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新型污染物在水体、土壤和大气环境中都有所分布，但目前的研究和检测更多地聚焦于地下水中的新型污染物。近20年来，中国关于地下水中新型污染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和人口密集的二线城市，涵盖南部发达的工业和农业地区，以及西南部的喀斯特地区 [17] - [20] 。在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利用“新污染”、“新兴污染物”、“新型污染物”及“地下水”四个关键词，检索到相关研究论文150篇(中文70篇，英文80篇)。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之前的研究论文仅有23篇，而近几年的研究论文数量呈现显著增长趋势，说明地下水中新型污染物的问题已经开始引起相关研究人员的关注。从研究内容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与新型污染物浓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通常，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下水中检测到的新型污染物浓度就越高。例如，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水资源丰富且河网密集，这些区域拥有众多大型工业企业、石化厂和制造业集群，涵盖电子、化工、纺织、机械等多个领域，生产大量化工产品、石油产品和电力，已有监测结果显示这些地区的地下水中新型污染物浓度普遍较高 [17] 。

地下水中新型污染物种类繁多，其分布和浓度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主要原因是各地排放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具体而言，工业排放、农业活动、生活污水等不同类型的污染源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排放特征，导致新型污染物的地域性变化较大 [21] 。此外，检测技术的局限性、监测网络的覆盖范围以及研究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下水中新型污染物的全面识别和评估。现有研究表明，以POPs、EDCs和PPCPs为代表的三大类新型污染物的检出率和浓度普遍较高。基于此，本文以POPs、EDCs和PPCPs为代表，概述新型污染物在我国地下水中的分布规律，旨在为地下水资源的保护与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策略。

1)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

POPs报道最多的地区为发达的东南部工业区和农业区，以及对污染相对脆弱的西南喀斯特地区 [17] 。黄冠星等人 [18] 对珠江三角洲10个地区的地下水进行样品采集及分析，发现广泛分布多种有机氯农药，但浓度较低，如六氯苯、六六六、滴滴涕、七氯环氧化物、艾试剂和狄试剂。孔祥胜等人 [19] 采取野外水文地质调查与钻探工程手段，采集降雨前、后地下水等沉积物样品测试后发现南宁的近海地下水中存在氟蒽、芘和环己烷，它们源自工业和家庭燃煤、历史污染土壤和含水层径流。俞光明等人 [20] 在杭州典型城市功能区的地下水中发现了多种有机氯农药，如1,1-双(4-氯苯基)2,2,2-三氯乙烷、六六六、七氯环氧化物、2,2-双(对氯苯基)-1-氯乙烯和2,2-双(对氯苯基)-1,1-二氯乙烷，并推测垃圾填埋渗滤液和工矿企业的排放是这些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此外，有机氯农药和多环芳烃也是济南 [16] 、重庆 [22] 、广西 [23] 、云南 [24] 、贵州 [25] 和霍州 [26] 泉水中最常检测到的POPs。在上述研究中，常见有机氯农药的浓度一般低于300 ng/L [17] 。

2) 内分泌干扰物(EDCs)

EDCs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国一线城市和人口密集的二线城市 [27] ，但是一些地域广阔而人口稀少的偏远地区也检测到了一定浓度的EDCs，如内蒙古 [28] 。研究表明，地下水中最常报道的EDCs是双酚A、多溴联苯醚和邻苯二甲酸酯 [17] 。除了个别地区(武汉、石家庄和广东省)，地下水中EDCs的检测浓度通常低于500 ng/L [17] 。王程等人 [29] 在武汉市区长江与汉江交界地带等9个区域采集了具有代表性的地下水水样进行分析，发现地下水中邻苯二甲酸酯的主要来自垃圾填埋场渗滤液的渗漏，其检测到的主要EDCs包括：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检出率为66.7%，浓度范围在129.4~1023.8 ng/L；邻苯二甲酸酯，检出率为77.8%，浓度范围在39.1~481.0 ng/L；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检出率为22.2%，浓度范围在124.8~237.8 ng/L。李建忠等人 [30] 对北京潮白河流域地下水污染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EDCs的检出率高达80.4%，其中双酚A在地下水中的检出率最高，平均浓度为4.85 ng/L。此外，Jiang等人 [31] 对中国六大水系和23处水源地中EDCs的污染状况进行了研究，被检测到的EDCs主要有17-雌二醇、炔雌醇和壬基酚，并指出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和上游城市的污水排放，雌激素污染问题尤为严重。

3) 药物和个人护理产品(PPCPs)

中国地下水中PPCPs的浓度相对较低 [32] 。然而，基于饮用水安全考虑，土霉素、氧氟沙星、脱水红霉素、磺胺甲恶唑、四环素、金霉素、罗红霉素和水杨酸等污染物仍然以显著可检测的浓度存在于地下水中 [33] 。广东省地下水中的PPCPs污染状况为：广州(1.9~28.09 ng/L) > 佛山(0.6~23.72 ng/L) > 中山(0~12.71 ng/L) > 清远(0.68~3.13 ng/L) > 东莞(0~2.67 ng/L) [34] 。Peng等人 [35] 在中国南方广州大都市两个市政垃圾填埋场附近的地下水中检测到抗菌、唑类抗真菌等药物，但浓度普遍较低，其还指出地下水中污染物没有明显的季节差异和空间分布规律。北方地区关于地下水中药物化学品残留物的研究相对较少。周爱霞等人 [36] 在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的地下水中检测到了磺胺类抗生素，其中磺胺甲氧唑的检测率最高，浓度超过40 ng/L。

由于之前对新型污染物的关注度不够以及技术发展的不足，我国目前在全面了解和掌握新型污染物方面仍面临一定的困难。一方面，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启动针对新型污染物的全面摸底调查，因此对新型污染物的排放源、排放量以及具体分布规律都缺乏明确的认识，缺乏全面和系统的数据支持。另一方面，我国尚未开发出针对各类新型污染物的专门监测技术。当前广泛使用的环境监测技术主要是针对传统污染物的，无法有效地监测新型污染物的产生和扩散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新型污染物及时有效的监管和防控。地下水的化学成分不仅受岩–水相互作用范围和性质的影响，还受到地质构造和气候条件的多样化制约，导致地下水系统展现出高度复杂且难以预测的特性。

我国近年来在新型污染物的制度建设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1) 制定了一系列法规、计划、标准和政策，规定了运输、使用、生产、进出口销售等方面的风险防范措施；2) 实施危险化学品、新物质和农药登记制度，严格规范有毒化学品进出口的环境管理和控制措施；3) 建立了《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协调机制和危险化学品管理协调机制。科学研究方面，主要关注新型污染物的健康和生态影响、毒性机制以及相关的检测和去除技术。随着对新型污染物认知的深入，我国已经开始将新型污染物的治理和监管工作提上日程。2021年1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中指出“着手开展新污染物监测评估与治理”。2022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2] 15号)提到要加强新型污染物治理，并且各个部门联合高校组织的论坛都开始对新型污染物进行交流和讨论。2023年3月1日，我国《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正式施行，全氟辛酸、抗生素、壬基酚等14种新型污染物被列入重点管控范围，被实施限制、禁止、限排等环境风险管控措施。这些工作表明监测和解决新型污染物的问题是当务之急。

新型污染物检测的主要挑战在于，提取和表征环境基质中浓度极低且物理化学等特性有所不同的化合物 [37] 。这些环境基质通常较为复杂，包含许多可能干扰分析信号的物质 [38] [39] 。因此，包括纯化和浓缩在内的样品制备是检测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步骤 [40] 。 表2 统计了我国现阶段已有相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对典型新型污染物所给出的明确检测方法的项目。可以看出，一方面我国目前能够检测的新型污染物项目并不多；另一方面色谱技术，如液相色谱和气相色谱结合质谱，是新型污染物检测最广泛使用的仪器 [29] 。相关研究论文检索发现，使用超高效液相色谱结合质谱或高效液相色谱的文献数量比使用气相色谱结合质谱的更多 [41] - [43] 。这是由于前者可以与大多数新型污染物的极性特性兼容，消除非挥发性和热敏化合物的衍生化步骤，增加可分析化学品的数量，减少总分析时间 [44] 。此外，现有检测技术和标准大多针对的是食品和化妆品领域，其他方面涉及相对较少 [45] - [49] 。

续表